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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天才诗人李白

李白名满天下的时代是公元8世纪。这是以开元、天宝盛世为标志的中国政治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以李白、杜甫和王维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所以，李白是处在盛极千古的，既是国家民族的黄金时代，又是诗的黄金时代的交叉点上的。

李白的诗歌是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文明充满自信，同时又视野开阔、意气飞扬的一种表达。李白出生于碎叶，幼时最原始的记忆是在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他从六岁到四川定居，二十五岁离开四川，一直在长江中下游漫游到四十岁。所以，李白是以胡地的风气、胡化的气质和长江文明的气象，改造了盛唐的诗坛。

李白怎么样改造中原文坛的呢？以《把酒问月》为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这是别具风采的盛唐人的姿态。诗人借着酒兴，与月对话。对人生和宇宙的秘密进行哲理追问。但月亮是什么时候有的？无从作答。他问的是宇宙起源和生成的深层奥秘。这样的问题大概只有屈原的《天问》中出现过。诗人问月时，半含醉意，半呈天真，人和月之间进行情感的交流、生命的浑融。所谓攀月不得，讲的是人和月远离。但月行随人，讲的却又是人和月相近。在这一攀一随的动作中，就包含着非常丰富、生动的生命感。唐朝人对月亮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中国诗歌最美好、最透明的一种想象，跟月亮有关系。譬如，比李白大十一岁的张若虚写过一首乐府诗叫《春江花月夜》，诗人面对宇宙的苍茫空间，发出一种哲学的叩问。但李白的《把酒问月》比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多了一点神话的想象和超越性。李商隐也写过《嫦娥》，李白比李商隐多了一些博大的、空明的对生命的质疑。所以李白的诗上承张若虚，下启李商隐，富于超越性和很强的主体性，创造了一种酒道和诗道、人道和天道相浑融的境界。

李白诗对盛唐气象的表达有他独特的美学方式。这集中体现在三点上：第一是醉态思维，第二是远游姿态，第三是明月情怀。李白以醉态把自己的精神体验调动和提升到摆脱一切世俗牵累的、自由创造的巅峰状态。他一生爱入游名山，以远游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胸怀，把雄奇和明秀的山川作为自己辽阔、博大精神的载体。同时，他又用明月这个意象，引发人和宇宙之间的形而上对话。所以说，李白精神上的关键点是醉态思维、远游姿态和明月情怀。

（选自《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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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主要是指以徽州（古又称新安郡）为地域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及人们之间对象性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同任何文化一样，它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内隐的心态、价值系统等文化心理结构，并且在各个文化层面都创造出辉煌的富于鲜明特色的成果，影响播及全国各地。

徽州尽管处于山越之地，但其主体文化却并非山越土著文化。“自昔战乱，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为徽州奠定了丰厚的正统中原文化根基。崇山峻岭的屏闭翼护又使徽州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区域，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包括汇聚于此的南北各地多种文化因此互相碰撞，互相选择，最后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

徽州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悠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二程”和朱熹皆与徽州有极深渊源；儒学观念和儒学礼义对徽州社会各阶层影响至深，所谓“道学渊源在新安久矣”，并且逐步发展成新安理学等体系和流派。

儒学兴盛，加上徽州相对隔绝的地理条件，使这里的家庭文化十分凝重，“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擅入者。其风最为近古……虽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家庭、宗族认同感强烈，宗法观念盛行，其传统的伦理与道德规范体系基本建筑于家族本位上，是传统文化家国同构原则的典型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排斥商业精神的，但徽州山多田少地瘠，因此，外出经商是谋生的重要手段。“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他们在长期商业经营实践中创造出股份式、承揽式等经营方式，并在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划分、利润分配等各方面有所创新与发展。徽商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还直接刺激了数学、地理水文学的发展，如程大位（算法统宗）、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等。这些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与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萌现了早期科学精神与近现代化因素的某些端倪。

徽州文化正是以儒学伦理、宗族观念、商业精神为三大基本内核，在正统中原文化基础上通过商业实践熔铸变通，发展成为一种完整严密、自成体系的多层次文化系统，并演化为当地特有的社会关系、价值体系、行为模式和广博精深的诸种具象文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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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

人类总是依据自身的利益评价外部事物，将之分成优劣好坏，而大自然则另有一套行为规范与准则。现在人们闻之色变的沙尘暴，即由于强烈的风将大量沙尘卷起，造成空气混浊，能见度小于千米的风沙天气现象，其实古已有之。它本是雕塑大地外貌的自然力之一，是大自然的一项工程，并且在全球生态平衡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地质史上，风力对草原带的风化物质进行筛选分类：凡搬不动的粗大砾石，留在原地形成砾石戈壁滩；颗粒适中的粗砂和细砂被吹移到附近就地聚集成沙漠；颗粒微小的粉沙细土和微尘，则被强上升气流扬上天空，作中长距离的输送。我国黄土高原的黄土层就是沙尘经数百万年堆积而成的，华夏文明就是在这块沙尘累积的黄土地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澳大利亚的沙尘乘着南半球的西风掠过塔斯曼海，使新西兰火山岛上的土壤更为肥沃，因而被称作“澳大利亚出口的珍贵产品”。从非洲内陆吹向地中海的强风帮助古罗马人使用帆船从埃及运回小麦，但也将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尘带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沙尘暴固然使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增加，然而由于沙尘含有碱性，又可中和大气中的酸性物质中和，减缓酸雨的发生。

风是地球上空的传送带，它将大陆的沙尘吹向海洋，又将海洋的水汽吹向大陆。沙尘和水汽相遇，便能结合为云，最终化作降水。可见，沙尘不仅在土壤的分布和补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全球的水循环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沙尘也是决定全球生态平衡的因子。

然而，近百年来，沙尘暴却已成为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一大灾害。构成我国沙尘暴的物质材料，多来自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区。在人的活动的干预下，特别是由于森林大量砍伐，土地过度开垦，工厂盲目建设，排放不加控制，结果造成生态巨变：原来有沙漠的地方沙漠扩大了；没有沙漠的地方沙漠产生了；内陆河流程缩短，水量减少，沼泽地消失；河流两岸的绿色走廊枯萎死亡。这样。来自大西北的沙尘暴，一路向上还源源不断地获得裸地上新的沙尘源的补充，而且混入了工矿企业排放的有害成分和来自草原上牲畜粪便中的病菌病毒。总之，在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后，自然界的风蚀速度已远远大于土壤的生成速度，一连串的灾害也就由此产生。

哥德说过：“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这或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