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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就是表现美的艺术，“术”指的是技巧，技巧是为表现“美”而服务的，用笔的轻、重、疾、徐，用墨的浓、淡、干、湿，用色的剂、实、华丽等等，构成了美的因素。

中国画强调主观的肯定，要求主观地对物象进行删减和提炼，所以中国画并不提倡简单的对象写生，忠实地记录对象，严格地按照科学的透视法作画，只在一定的时间从一定的视点来描绘对象；而是强调从主观感受出发。中国画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情感逻辑以及对自然的丰富的感受取舍对象，可以打破特定时空的限制，根据自己对对象的理解，根据自己的情感和需要来组织画面，甚至可以把不同的视点、不同的空间所观察到的事物组合在一个画面中。一幅成功的中国画作品，总是以深厚的笔墨功底、完美的构图、磅礴的气势、形神兼备的物象造型，使人产生共鸣，得到美的享受。无论山水、花鸟，还是人物，总能给人一种充满生机的和谐之美。

如宋代的王希孟所画的《千里江山图》，千山万壑、重峦叠嶂、江湖水泽、烟波浩渺，其间布置之丰富和气势之雄伟令人惊叹。又如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卷》，风动飘逸，给人一种强烈的形式美，画家用繁密的线条，表现了八十七个神态各异、各具个性的艺术形象，人物造型丰实、饱满，形式上具有既统一又富于变化的整体美感，对于每一个人物、每一根线条，画家都刻意地使之统一于整体之中，人物众多，但不琐碎，丰富而富于变化的线条很好地显现出黑、白、灰不同色度的对比，形成了丰富的层次关系。人物、道具的用线变化多样，使作品充满节奏，富有韵律，从而达到了和谐统一，取得了气象万千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一幅成功的中国画作品，总是一个整体，是形式内容高度完美、和谐统一的体现。

一切美的事物都是和谐统一的，艺术作品的美总比现实生活的美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它的特点就在于艺术形象是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在绘画上，不仅要求事物在比例方面和谐一致，而且要求在色彩、形式、整体效果方面配合得恰到好处。构图上要求相互关照，笔墨上要求刚柔相济，色彩上要求丰富协调。这一切，都是为了体现作品的和谐之美。如果把大自然中的事物割裂开来孤立地画，或是杂乱无章地处理在一起，不统筹兼顾，只能给人支离破碎的感觉，不可能使人领略到充满整体美、和谐美的艺术内涵。

任何艺术都不可能靠单调取胜，绘画艺术如此，其他艺术亦如此：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矛盾和情节的跌宕起伏，构成整部小说的和谐美；交响乐中时而热烈时而抒情的旋律，营造出曲调的和谐美；戏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构成了情节的和谐美。一切艺术，总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通过各自的艺术创造，使多种因素和谐统一，从而营造出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

和谐美是中国画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高度完美的体现，是每一位中国画学者需要探讨的课题。对于画家来说，只有要求自己与自然、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智、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统一，才能创作出充满和谐之美又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画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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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颇有辨析的必要。在有的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要圆融，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折衷主义、模棱两可；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守“本分”，满足于随大流、跟着走。但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庸碌无为的“老好人”“本分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其所贬斥的“乡愿”，这种人格与品行也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孔子说：“乡原（愿），德之贼也。”

将“中庸”理解为“乡愿”，除了少数人是刻意而为、混淆视听之外，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走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平庸”。不过，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中的解释。在《中庸》一书中，“中”与“和”是放在一起表述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以看出，“中”在这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是所谓“时中”，即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表达合适的情感，而不是折中调和或不分场合地率性而为。对此，《中庸》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关于“庸”，汉代学者郑玄的注释是：“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也就是说，儒家所谓“庸”，就是人伦日用；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追求言行在时机、氛围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激。用俗话说，“中庸”则大致相当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庸”或“中和”的理念还可以超越人伦的领域，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悟和顺应，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至少需要做到四点，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伦理学的视野观照，这就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黑格尔曾因《论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辨而给予这部经典以至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其实，这恰恰体现了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所在。

（选自《人民日报•“中庸”辨义》，有删改）

2001年11月2日，我在“北大论坛”上做了一次发言——“天人合一，文理互补”，引起了北京大学电子学系吴全德教授的注意，他枉驾寒舍，告诉我他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并且送给了我他的新著《科学与艺术的交融——纳米科技与人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7月第1版）。我大喜过望。发表一种意见而能得到赞同，这也是知己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焉能不大喜呢？

我拿到了书，立即埋首读起来。但是，我是搞语言的，物理只有高中水平，对电子则一窍不通。我读这一本融合文理的书，真是苦乐参半。读到讲物理学的部分，则若读天书，不知所云，味同嚼蜡，苦不堪言。谈到讲艺术的部分，则豁然开朗，字字珠玑，其甘如饴，乐不可支。我一连读了几遍，觉得这真是一部好书，处处引人入胜，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悟，发人深省。它给科学与艺术架上了一座可靠的桥梁。

我现在引用几句吴先生引用的教育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话，引用原话比自己解释更为可靠。蔡元培先生在《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中写道：“科学虽然与美术不同，在各种科学上，都有可以应用美学眼光的地方。”鲁迅在《科学大教篇》中指出，仅片面地推崇科学，人生必大归于孤寂。他又指出，人类所当希冀要求者，不仅是牛顿，也应有莎士比亚；不仅要有玻意耳，也要有拉斐尔那样的画家；既要有康德，也必须有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必须有卡莱尔似的著作家。此种种，“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偏倚，因此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季羡林：请注意鲁迅使用的这一个“全”字）。正如吴全德先生在书中几个地方讲到的那样，科学与艺术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就是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