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三小题。

中国绘画传统这一体系，以笔墨为其最核心的成就。中国绘画传统有别于西方美术传统，笔墨就是最大的结构性差异所在，这也是整个东方视觉艺术传统最有价值的地方。对笔墨的分析与理解，重在把笔墨典范视作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

所谓“笔墨典范”，强调的是历史上的大家作品所具有的典范性。在这里，笔墨绝不仅仅是用笔和墨在宣纸上画出笔道，渗化墨象，而是比这种工具材料组合运用复杂得多的文化表征系统。它在结构上具有一个表层、一个里层和一个核心。表层是“可视之迹”，也就是中国画的画面痕迹；里层是“可感之心”，也就是通过画面痕迹可以感受到的画家的情绪、状态和心境；核心则是“可信之道”，指向痕迹、心境之后的人格理想，是隐藏在表层、里层之下的理想性的人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历代文人学士、士大夫的精神理想，这一精神理想具有群体性，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观念与情绪，而是代代积累的公认方向与共同诉求。中国士人画的最高境界是借山川自然之形，运用笔墨语言来书写自己，图绘自己，尤其写出自己对天地万物的体悟，以此塑造、更新自己。而这个“自己”，一定是走在追慕典范人格理想的自修之路上，是希贤希圣、法道法自然的践行者，因而不可能局限于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才真正具有典范意义。

这种人格理想的表征系统通过动作性的心理同构把表层、里层和核心相互关联起来，这一心理运作机制是一种想象中的内摹仿。中国古人习书有“力透纸背”之说，这当然不仅是字面说的笔锋穿透纸面，更是以这种笔力贯注的意象来比喻难以传达的内心感受，这是一种带有动作性的肌体感受。以内摹仿作为生命修炼的有效手段与操作过程，可以更好地体会、领悟理想人格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就有助于自身人格的丰富与完善。在此意义上，锻炼笔墨就成为人格磨砺、境界参悟的过程，笔墨与心性通过不断琢磨、锻炼，构成互动互证的关系。这样一种卓有成效的修为，在历史上已为无数典范所反复验证。

基于动作性同构的内摹仿，关系到审美，也关系到求真与致善。中国文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正是以文艺作品来唤起人的内摹仿能力，经由长时间的气质变化、生命修炼，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一步步趋近于典范的理想人格。以艺树人，是中国文艺的宗旨。更进一步说，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在将来仍能提供独一无二的审美愉悦，仍然具有必不可少的文化价值，而且以其对于人格理想、人格信仰的重要作用，还有可能参与未来社会精神价值的重树，从而产生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摘编自潘公凯《论笔墨典范：人格理想的一种表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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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的意义

楼宇烈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君子”一词很难界定，勉强相应于西方文化中的绅士Gentleman。研究表明，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君子既是一个统治者，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教育者。《礼记·学记》开篇就讲“建国君营，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君子来管理一个国家，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化民成俗”，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道德上、品格上的差别。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不是仅有“君子”这一个词，与君子含义相近的，一个是“士”，再一个是“圣人”。荀子给这三个概念做了相当明晰的解释，他说“好法而行，士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办事，侧重于从现实的做人做事方面，来实现和遵守这个“法”。荀子接着讲，“笃志而体，君子也”。是说君子既有远大的、坚定的志向，又能够很实在地去实践。荀子又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对天地人之理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没有停止，不断向上，不断探索，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这就是圣人。荀子给“士”“君子”“圣人”做了相当清楚的定义，这三个层次都是遵循一个做人的根本道理，遵循社会应该遵守的一个理法去做的，而且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提升。而君子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达到的道德楷模，所以君子更现实、更实际，我们达不到做圣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君子。我们常用“博雅”来形容君子，所谓“博”就是学识丰富，“雅”就是品行端正。这两个字是君子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君子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引领社会风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就像一阵风一样，小人的品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君子起引领的作用，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宋代的张载在《正蒙》里面也说，“君子于民，导始为德而禁其为非”，就是指君子引导民按照社会的德行前进。引领就必须以身作则，要身教，自己先做到。“身教胜于言教”，君子能够以身作则地身教，所以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不用出门就可以使国家的百姓受到教育，就因为他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以自己的行为教育大家。引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习俗。一个社会的良好习俗非常重要，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里面就讲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什么都要用法律来管理，社会是管不过来的，要靠大家道德的自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

君子的另一个作用是传承文化。文化的传承靠君子来延续，社会上如果没有致力于文化传承的人，那这个文化就会中断。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能放弃，这要靠君子来传承。我们要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大家拘泥于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是要把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的东西传承下来。

（选自《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有删改）

重申清明的三种价值与理想

清明节，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缅怀逝者，追思先人：在北川老县城，万人公祭遇难者；在北京，45万市民祭奠亲人。和以往不同的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习俗如烧纸钱等也有了变化。诸如用鲜花代替纸钱、天堂信箱寄哀思、网上祭奠先烈等新的祭祀方式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在以《清明上河图》闻名的开封举行的清明文化节，诸如―鞠、马球、斗鸡、抖空竹等具有民俗特色的表演活动，为前来祭祖、踏青的人们带来别样的乐趣。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谈到清明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这幅行人悲伤、春雨缠绵的场景。从扫慕的习俗看，清明无疑是令人伤感的节日。又因为，寂静的春天，万物吐旧纳新；满地都是生命的芬芳，都是刚刚苏醒的泥土的气息，在这样美好的季节，人们怎能不去怀念那些不能与之分享良辰美景的逝者？而且，于国于家，总有一些生离死别的人和事值得铭记。

然而，清明带给中国人的意象与价值，远不应止于此。虽然今天，它在名义上只是一个祭奠逝者、表达哀伤的节日。

从时间上看，作为传统节日，清明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节气，只是到了唐玄宗年间才与寒食合并，渐渐演变成怀念祭祀家族先人的节日。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明也渐渐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与内涵。

如有文史学者指出，清明除了让活着的人向逝者遥寄来自尘世的哀思与温暖，同样负载着尘世间最高贵的价值与理想，暗合了“天地清明”“人心清明”与“政治清明”等三重境界：

其一是来自天地自然的“清明”。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人是社会存在，同时又是自然存在。回想人世间的万般美景，还有什么比得上那树底清风、明月万里，更让人心旷神怡？

其二是来自心灵境界的“清明”。哲学家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本身。清明是关乎生命的节日，它让人从纷纷扰扰的空间之维回到时间之维，追思过往，省思现在，念想未来。每一次扫墓都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它不仅扫去世者碑上尘埃，更扫去活人心里的尘埃，让生活回到生命本身，重归内心世界的宁净与“清明”。

其三则是“政治清明”，这也是人们最易忘却的一种“清明”。“清”就是法制与规章明晰，就是清廉无贪腐；“明”则是光明正大，是阳光政治。君不见，在古代中国，为官者的大堂之内都会以“明镜高悬”标榜。虽然腐败并不因此销声匿迹，但它至少表明了吏治清明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从自然、人心到制度，由“清明”勾勒出的三重境界，同样是三重理想。其包括的意义，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包括寻回人心的价值与内在的安宁，以及为此必须寻求的制度上的保障。

清明时节，哀思寂寂。面对那些已然逝去的生命，或淡或浓，伤感总难免。然而，如上所述，哀伤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清明更是可以省思的日子，清明还有更广阔的自然诉求、精神理想与政治内涵。清明连接生者与死者，连接生态、生命和生活。在此意义上，以营造和谐、自由而美好的世界的名义，有必要重申“清明”所负载的三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