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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祭

迟子建

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那灯是不寻常的。

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滚热的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赶紧用棉花将灯罩擦得光亮的，亮到能看清瓶中央飞旋的灰尘为止。灯的底座是图形的，木制，有花纹，面积比灯罩要大上一圈，沿边缘对称地钻两个眼，将铁丝从一只眼穿过去，然后沿着底座的直径爬行，再扎入另一只眼中，铁丝在手的牵引下像眼镜蛇一样摇摆着身子朝上伸展，两个端头一旦汇合扭结在一起，灯座便大功告成了。那时候从底座中心再钉进一根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钉子上。待到夜幕降临时，轻轻捧起灯罩，嚓地点燃蜡烛，敛声屏气地落下灯罩，你提着这盏灯就觉得无限风光了。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他总要捡回五六个瓶才能做成一个。不是把瓶子全炸碎了，就是瓶子安然无恙地保持原状，再不就是炸成功了，一看却是一只猪肉罐头瓶子，怎么擦都混浊，只好弃了。

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到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里，这盏灯就是月光了。我怀揣着一盒火柴提着灯走东家串西家，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看着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擦根火柴点燃灯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

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

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

还真顾家啊。父亲打趣着我去看那盏灯。那汪蜡烛油上斜着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的确是亮丽至极，过年要让家里里外外都是光明。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院子中的灯有高有低。高高在上的灯是红灯，它被挂在灯笼杆的顶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响。低处的灯是冰灯，冰灯放在窗台上，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冰灯就能照亮它周围的一些景色，所以除夕夜藏猫猫要离冰灯远远的。无论是高出屋檐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

因为有了年，就想日子是有盼头的，而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

我一年年地长大了，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带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

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是迷了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啊？

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再也没有接受灯的那种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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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西餐启蒙

蒋韵

天津有一家著名的西餐厅：吉士林。我母亲的西餐启蒙就源自那里，这也是她记了一辈子的地方。

母亲说，她小时候有一年，我姥姥生病了，病得很重，是肺痨。那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还没有问世，这病无疑就是绝症了。我姥姥那时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写信从家乡叫来了她的哥哥，告诉他，一旦她有不测，这四个孩子，就托付给他了。

她让她哥发誓，替她带大孩子。

她说：“哥啊，我的孩子，我不能让她们落到后娘手里。”

她是在托孤。她哥自然得答应啊，病人为大。可他心里清楚，放着亲生的父亲，放着天津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他怎么可能把他的外甥女们带到家乡去呢？他的妹夫又怎么可能答应？

那时，我姥姥一定很伤心。我姥爷毕业于北京的“中国大学”，用老北京话说，算是个“顽主”。他爱运动，爱摄影，爱收集手表，广交朋友。我姥姥真是不放心把孩子们交给这样一个玩心重的父亲。可冷静下来，她又何尝不清楚，就算她兄长答应替她抚孤，可还有嫂子呀，孩子们落在舅妈手里，又会怎样呢？思来想去，一句话，不能死。

我姥姥素来不信西医。但这次，她让我姥爷请来天津城最好的西医。她对德国医生说：“大夫，我不能死。不能现在死。”

医生回答：“好。但你要听我的。”

“我听。”我姥姥回答得斩钉截铁。

“我给你开个药方，你要严格按照我的方子来吃。”医生严肃地吩咐道。

药方开好了，我姥姥一看，上面写的不是药，全是食物：牛奶、鸡蛋、牛肉、鸡、鸭、鱼、虾……甚至还有一道道菜名。医生说：“按照这些菜名，每天让人去吉士林买。”

“这些，能治病？”我姥姥有些疑惑。

“说实话，我也不敢保证。我只能说，这个病，有两点最要紧：一是新鲜空气和太阳，二是营养。营养非常重要，营养跟上了，体质增强了，就有希望。”

我姥姥想了想，说：“懂了，食谷者生。”她说的是《红楼梦》里宝钗劝黛玉的话。

从此，我姥姥严格遵照医嘱。首先，和家人隔离，她的卧房成了禁区，孩子们不得入内。其次是晒太阳，她的房间通往阳台，阳台上摆一张躺椅，只要有太阳，她就让自己长时间沐浴在海风和阳光中。然后就是饮食：不是家里的厨师按照医生的吩咐烹制，就是差人去吉士林买现成的西餐。我姥姥这样一个有着中国胃的旧式女性，毫不犹豫地，天天去吃那些她不习惯也不喜欢的食物——带血丝的牛排、黄油焖的乳鸽、撒满干酪的鱼或蔬菜等。她不是在吃饭，而是在服药。她要活下去。

去吉士林买餐的，有时是佣人，有时是我姥爷。我姥爷去时，我母亲常常跟在他身边。他会给我母亲买一些她爱吃的东西，比如蛋糕或者面包，有时父女俩也会吃了饭再回家。“面包虾仁”，就是我母亲爱吃且常吃的一道菜，因为她爱吃，所以也常常让人给我姥姥买回去。

如同奇迹，我姥姥真的一天天好了起来，在没有特效药的年代活了下来。是阳光、空气和足够的蛋白质救了她吧？在那样的年代，她何其幸运，多少人是没有这样的条件来救命的。姥姥明白这点，她感谢上苍让她继续做孩子们的母亲。她对我母亲说：“要做善事。”

后来，我母亲成为一名医生，这让我姥姥非常高兴。在我姥姥心里，可能这个家，到此才算是修成善果了吧？

20世纪60年代，我姥姥来我家小住，我父亲给她拍了一张胸片。我父亲说，从我姥姥肺部钙化的程度看，她当年的肺结核应该是很严重的。“侥幸。”我父亲说。我姥姥微笑不语。现在想来，那不是侥幸，而是搏斗和厮杀。我姥姥赢了。

尽管如此，我姥姥仍然没有爱上西餐。爱上西餐的，是我的母亲。

（节选自《北方厨房》，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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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束伴地莲

在我的故乡，每年春天，都遍生一种野草，或许因为多，平常至极，很少有人能叫出它的名字来。尽管一眼就能认出它高高的枝，苍绿的叶。

早春它是不开花的，到了春末夏始，桃花李花都一齐谢了，大地又显单调的时候。它才绽开一粒拉小骨朵，雪白的瓣，乳黄的蕊，不足指甲大的小花儿开在山坡上、荒地头、野沟边，如夜空里的繁星，簇簇丛丛灿烂一片，随风散步一种沁人的苦香。

在我的印象中，它的花期很长，要过一整个酷烈的夏季，似乎在仲秋前后，也还会有两三朵小花稀疏散杂在日渐寂寞的景色里，而那枝叶，却也褪了绿，转入翠黄，尔后再无可逃避地被季节洗蚀了色彩，被干燥的秋风榨尽了水分，被霜露浸得枯脆干焦。其时，它便成为一味药了，这在普通的乡人眼里是不记的，更不知它竟有一个美丽得几近脱俗的名字：伴地莲。

我知道什地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时父亲已在遥远的江南工作，家里全靠母亲操劳，我又病了。就在那样一个雪落之后的冬天的傍晚，母亲背着我去山后的医疗所看医生。临了，医生递给母亲一截枯草，叫母亲去野地里找，拿回去洗净切碎煮水给我喝，医生说它能治我的病。

归途中升起了一轮月亮。月亮很圆，被雪地映衬得更加明亮，我至今还记得那时看见远处雪原中静卧的村庄。

母亲背着我就在这样一个有积雪的月夜里走。边走，她边踢开路边的雪层，去找和她手里一样的那种春天遍地都是的叫做伴地莲的野草。因为孩子们的野火早在秋天就已烧遍，母亲收获不大。临近村庄的时候，她又拐了个弯，绕上一段河堤：河堤离村庄较远，然而仍没有逃脱家乡习惯性的秋季烧荒的野火。这叫母亲失望，同时也加大了母亲搜索的范围。就这样，母亲终于没有防备地滑进了一段被挖开用来排水的坑里；坑很深，幸亏坑底雪厚，母亲除了一场虚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不记得那时我有没有因为惊吓而嚎啕大哭，我只记得母亲正说要往上爬，竟意外发现坑壁被踢开的雪被下掩盖了一丛她急欲寻找的那种枯干的草。我记得那时母亲在明亮的月亮地里止不住惊喜而连声赞叹。

这以后，很长一段日子留在我印象里的就是这药的苦味，苦不堪言。母亲便用作为口粮的山芋反复煮熟，熬成糊状，熬出更浓的糖味，拿来做我喝药后的奖励。在我童稚的记忆里，极苦之后，那一小勺山芋糊竟是此生再难以体验到的甘甜。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常为自己记忆细节的清晰而诧异，然而母亲却证实了它的真实。那时，我的孩子正趴在她的怀里撒野，她愣了片刻，顺着我的提示终于回想起来，她告诉我那时我患的是一种急症肝炎。她说，第二年秋天，怕我病犯，早在烧荒前她割了一大捆回来，拿绳束了，系在屋梁上，以作备用，只是再没有用着，直到迁来南方，老屋卖给人家也没有取下。

然而我却没有遗忘，那一束伴地莲烟熏火燎黝黑地挂在我老屋的梁上、尽管与母亲的回忆有些许出入，然而那晚雪地里的月亮却真实地穿越二十多年的积尘落入我充满疲倦的梦中。

活总是件艰难的事，我时常这样想。生长中的许多不易处，让我越发知道，世问真正美好的东西实在太少。于做人的困顿里偶然回顾尚能发现内心深处还有可以寄托的空间，不致全然没有了信心，这，要感谢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