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有时候，“一”字的用法，恰恰和单一、少数的概念相反，而是“满”“完全”的意思，表现出事物的饱满充实。例如形容江水河流，则云“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知道这是李煜著名的《虞美人》中的佳句，作者抒写的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伤感情绪，这位亡国之君的愁和恨是没有尽头的，所以他写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就是满江，写的是春水，抒的是愁怀。这里的“一”字就具有其特殊的意味，它表现出抒情主人公愁之多，恨之切，而且犹如江水东流，可谓是绵绵无尽期了。又如戴叔伦诗“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贺铸的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是以“一汀”为“满汀”、以“一川”为“满川”。又如秦观的词“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说的是“满山春色”。苏舜钦的“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晏几道的“一夜西风，几处伤高怀远”，等等，都是说的“满树”“整夜”。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写情为主，富有感情色彩。

②高明的语言艺术家，的确像一位魔术师，在他们的笔下，每个字都有各种妙用，花样翻新，别出新意。一个常用的“一”字，就可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意境来，这也许是艺术的特殊功能吧。当然，这也并非神秘到不可知的。“一”字本身，既无形象也不能抒情言志，它必须依附于作品中所写的具体事物，才能发挥作用，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至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得好不好，那就取决于作家的艺术才能了。

（选自张文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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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

人类总是依据自身的利益评价外部事物，将之分成优劣好坏，而大自然则另有一套行为规范与准则。现在人们闻之色变的沙尘暴，即由于强烈的风将大量沙尘卷起，造成空气混浊，能见度小于千米的风沙天气现象，其实古已有之。它本是雕塑大地外貌的自然力之一，是大自然的一项工程，并且在全球生态平衡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地质史上，风力对草原带的风化物质进行筛选分类：凡搬不动的粗大砾石，留在原地形成砾石戈壁滩；颗粒适中的粗砂和细砂被吹移到附近就地聚集成沙漠；颗粒微小的粉沙细土和微尘，则被强上升气流扬上天空，作中长距离的输送。我国黄土高原的黄土层就是沙尘经数百万年堆积而成的，华夏文明就是在这块沙尘累积的黄土地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澳大利亚的沙尘乘着南半球的西风掠过塔斯曼海，使新西兰火山岛上的土壤更为肥沃，因而被称作“澳大利亚出口的珍贵产品”。从非洲内陆吹向地中海的强风帮助古罗马人使用帆船从埃及运回小麦，但也将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尘带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沙尘暴固然使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增加，然而由于沙尘含有碱性，又可中和大气中的酸性物质中和，减缓酸雨的发生。

风是地球上空的传送带，它将大陆的沙尘吹向海洋，又将海洋的水汽吹向大陆。沙尘和水汽相遇，便能结合为云，最终化作降水。可见，沙尘不仅在土壤的分布和补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全球的水循环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沙尘也是决定全球生态平衡的因子。

然而，近百年来，沙尘暴却已成为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一大灾害。构成我国沙尘暴的物质材料，多来自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区。在人的活动的干预下，特别是由于森林大量砍伐，土地过度开垦，工厂盲目建设，排放不加控制，结果造成生态巨变：原来有沙漠的地方沙漠扩大了；没有沙漠的地方沙漠产生了；内陆河流程缩短，水量减少，沼泽地消失；河流两岸的绿色走廊枯萎死亡。这样。来自大西北的沙尘暴，一路向上还源源不断地获得裸地上新的沙尘源的补充，而且混入了工矿企业排放的有害成分和来自草原上牲畜粪便中的病菌病毒。总之，在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后，自然界的风蚀速度已远远大于土壤的生成速度，一连串的灾害也就由此产生。

哥德说过：“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这或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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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中华文明曾多次遭遇异域文明，相互间既有碰撞，更有融合。从大艺术史的角度观察，不同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必激起艺术创新的波澜。以青花瓷为例，诸多学术研究和考古发掘均表明，它的创造和发展历程，深受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汉代开始，因商贸活动而兴起的丝绸之路断断续续地联系着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唐代制作的三彩陶器中便拥有大批异域商队的形象。南宋时期，海上开辟的贸易通道更加昌盛。据记载，海上贸易带来的收益至少占南宋经济收入的20%，广州和泉州成为陶瓷出口的重要港口。

历史上这种基于经济需求而开展的贸易交流，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1219年开始的蒙古汗国第一次西征，亦间接地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此间，伊斯兰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本土陶瓷制造业的发展潮流。璀璨的元代青花瓷得以崭露头角，正是受惠于对两种不同文明先进技艺的撷取。

早在两宋时期，江西的景德镇便开创了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伊斯兰世界受到宋瓷影响，也开始改良釉面和纹饰。在伊斯兰世界，钴料被大批量用于装饰。这种钴蓝不仅仅是基于审美和自然资源的差异，更包含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伊斯兰世界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新的器型和纹饰日益被景德镇的工匠熟练掌握，钴料也经由不同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这种青蓝色的颜料被称之为“苏麻离青”，可能为波斯语“Samawi”或“So-laymn”的音译。

“二元配方”的优势之一是高温烧造提升胎体韧性，以便制作大器，加上钴蓝釉下彩的工艺，使得中国出产的瓷器在伊斯兰世界需求量大增，且颇受皇家器重。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便拥有为数可观的中国瓷器。奥斯曼帝国的皇室更是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托普卡帕皇宫瓷器收藏。元代之后，青花工艺日渐成熟，器型纹饰渐渐融合，元曲故事和祥瑞图纹等开始出现于青花瓷之上，青花瓷成为世界文明融合的重要体现。

今天，我们驻足青花瓷前，依然可以追寻当年文明交流的踪影：大盘、大碗等器型皆源于伊斯兰世界，又在中国瓷器上发扬光大；以同心圆放射性展开的布局，用几何图形模仿金属器、玻璃器、染织、缠枝花卉、团花纹等多层次装饰绘画的技巧也和伊斯兰文明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