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儿

叶圣陶

出城回家常坐鸡公车。十来个推车的差不多全熟识了，只要望见靠坐在车座上的影儿，或是那些抽叶子烟的烟杆儿，就辨得清谁是谁。其中有个老俞，最善于招揽主顾，见你远远儿走过去，就站起来打招呼，转过身，拍拍草垫，把车柄儿提在手里。这就叫旁的车夫不好意思跟他竞争，主顾自然坐了他的。

老俞推车，一路跟你谈话。他原籍眉州，苏东坡的家乡，五世祖放过道台，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里流落到成都。他在队伍上当过差，到过雅州跟打箭炉。他做过庄稼，利息薄，不够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儿子各推一挂鸡公车为生。大儿子在前方打国仗，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长，隔个把月二十来天就来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挂。他记不清那些时时改变的地名，往往说：“他又调动了，调到什么地方——他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下一回告诉你老师吧。”

约莫有三四回出城没遇见老俞。听旁的车夫说，老俞的小儿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听信邻舍人家的话，没让老俞知道请医生给开了刀，不上三天就死了，老俞哭得好伤心，哭一阵子跟他老婆拼一阵子命，哭了大半天才想起收拾他儿子，把两口猪卖了买棺材。那两口猪本来打算腊月间卖，有了这本钱，他就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再推鸡公车，如今可不成了。

一天，我又坐老俞的车。看他那模样儿，上下眼皮红红的，似乎喝过几两白干酒，颧骨以下的面颊全陷了进去，左边陷进更深，嘴就见得歪了。他改变了往常的习惯，只顾推车，不开口说话，呼呼的喘息越来越粗，我的胸口也仿佛感到压迫。

“老师，我在这儿想，通常说因果报应，到底有没有的？”他终于开口了。我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所以然，回答他说有或者没有，一样地嫌罗嗦，就含糊其辞应接道：“有人说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吗？我自己摸摸心，拷问自己，没占过人家的便宜，没糟蹋过老天爷生下来的东西，连小鸡儿也没踩死过一只，为什么处罚我这样地凶？老师，你看见的，长得结实干得活儿的一个孩儿，一下子没有了！莫非我干了什么恶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显个神通告诉我，不能马上处罚我！”

这跟《伯夷列传》里的“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是同类的调子，我想，我不敢多问，随口地说，“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邻居张家的地里。两口猪，卖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价，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几块薄板，像个火柴盒儿。”

“两口猪才卖得四千元？”

“腊月间卖当然不止，五千六千也卖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家，人家买你的是帮你的忙，还论什么高啊低的。唉，说不得了，孩子死了，猪也卖了，先前想的只是个梦，往后还推我的车子——独个儿推车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年，甲午生，平头五十，莫说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六年，未免太困苦了。于是转换话头，问他的大儿子最近有没有信来。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复他，告诉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里，我寄了航空双挂号。我说如今只剩你一个了，你在外头要格外保重。打国仗的事情要紧，不能叫你回来，将来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你赶紧回来吧。”

“你明白。”我着实有些激动。

“我当然明白，国仗打不胜，谁也没有好日子过，第一要紧是把国仗打胜，旁的都在其次。——他信上说，这回作战，他们一排弟兄，轻机关枪夺了三挺，东洋鬼子活捉了五个，只两个弟兄受了伤，都在腿上，没关系。老师，我那儿子有这么一手，也亏他的。”他又琐琐碎碎地告诉我他儿子信上其他的话，吃些什么，宿在那儿，那边的米价多少，老百姓怎么样，上个月抽空儿自己缝了一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穿上脚不如草鞋轻便，等等。我猜他把那封信总该看了几十遍，每个字让他嚼得稀烂，消化了。

他似乎暂时忘了他的小儿子。

新年将近，老俞要我替他拟一副春联儿，由他自己来写，贴在门上。他说好几年没贴春联儿了，这会子非要贴一副，洗刷洗刷晦气。我就替他拟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车，他提起步子就说，“你老师替我拟的那副春联儿，书塾里老师仔细讲给我听了。好，确实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说的话。有个儿子在前方打国仗，总算对得起国家。推鸡公车，气力换饭吃，比哪一行正经行业都不差。你老师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窝里，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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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

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最为熟悉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低，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

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从东窗，还能看见她家的木刻楞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在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向他们招手。

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脸上的皮肤非常白皙，眼帘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挂钟，挂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个装着蚕豆，一个装着葵花籽，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桌子上的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时也会有一块糖。与她熟了以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

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犹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

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面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结果她连续几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选自《迟子建散文精品赏析》，有删改）

宗月大师

老舍

①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

②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③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的大殿里。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④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做人。

⑤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⑥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

⑦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

⑧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⑨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他是宗月大师。

（选自老舍《宗月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