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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是一条璀璨星河，它的精神和血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涵养作用，对世界众多艺术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中国传统艺术更是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形式启迪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家，他们从中汲取营养，摸索前行。在很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国画等商品一直流行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在法国，中国的龙凤图案常被运用于各类织物中。在15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瓷器制作中，盛行模仿中国青花瓷器造型。18世纪法国“罗可可”绘画大师让·安东尼·华托青年时期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他的作品《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和东方艺术特色。著名的评论家雷文曾说：“凡于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托此作，必讶其风景之相似，其画中远山犹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缥缈，用单色作烟云。华托所惯为者，亦中国山水画最显著之特色也。”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应该将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称为“中国——法国式”。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则因为具有浓郁东方意味的艺术语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误生在19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

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给西方传统写实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此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了西方艺术家以启迪，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一些杰出的画家诸如梵·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克里姆特、大卫·霍克尼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吸取中国艺术的养分，探索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杰作，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一些西方艺术家和学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凡是知晓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艺术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印象派的画家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取了灵感，但是日本浮世绘的画法，则是来自中国唐代绘画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技巧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术史上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桂小虎《东方的启迪——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绘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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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禹锡现存的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洞见一位辅时济世、澄清天下却又命途多舛、历尽坎坷的时代精英的独特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而且可以觅得一位富于艺术探索的热情与才略，力图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诗坛名家的审美趣尚和创作趋向。

“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刘禹锡是唐代杰出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者，唯其如此，他的诗歌表现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已知”的豪迈和“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的亢奋，以及“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昂扬。豪迈的情调、壮阔的境界、雄奇的想象和刚健的语言，共同构成了刘禹锡诗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

对题材领域的拓展和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歌成就及主要贡献。他所致力描绘的农业劳动场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几乎未曾涉笔；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下罕及的；他不仅在咏史与咏怀的结合上效法左思，而且继杜甫之后，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览古”“咏怀古迹”的方向，从历史胜迹和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史事、抒发感慨，因而其取材更为广泛。同时，他还常常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这样，他对题材的发掘，也就较前人更深一层。他不仅扩大了“咏物”的范围，而且强化了咏物诗的叙事功能，创造出咏物寓言诗的新形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为历代作家递相沿袭的传统主题，如悲秋主题、伤春主题、叹老主题、嗟卑主题、别离主题、相思主题等等。刘禹锡在表现传统主题时，虽然依循其既有的思维定式及情感指向，作顺向的引申与推阐，却力图深化其情感内涵，强化其思想力度，从而使之达到新的更高的层次。更能见出诗人艺术独创性的，还有他对传统主题所作的种种既出人意表又令人振奋的反拨，故意违逆传统主题既定的情感指向与思想趋归，力图从相反的方向对其偏颇之处有所匡补或拨正，显示出作者前无古人的胸襟气魄和迥异于流俗的卓越识见。它突出地表现为：一反“悲秋”主题，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一反“嗟卑”主题，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一反“叹老”主题，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

刘禹锡在诗中树立了一个正道直行、守志有恒、自强不息的人格典范，给后代的文人以莫大的激励与鞭策。

（选自《刘禹锡诗选评》，作者肖瑞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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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杨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作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形，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被写成“龙城”“筑城”“茏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它，使诗句达到音、义、色俱佳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