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好书让人心生敬畏，并激励人不断地学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好书不胜枚举。真正的书中良品，能让读书人了解知识的精深，胸怀与精神的清朗，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博览群书的人，也仍自惭于自身的少知与浅薄。好书使得读书人不敢妄自尊大，不断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使他们主动把精力放在学习求索上。读书人真正盼望的，是通过经年的努力与积累，让精神避免躁动和浅薄而接近澄澈。

同时，好书能培养人的心性，砥砺人的品格。好书是写作者废寝忘食的真诚创作，凝结了作者尽心体察的智慧以及经年的积累。那些平实精到的表述，严谨克制的低回，深沉宁静的思想更能打动人、影响人，润物于无声。“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适用于形容它们对阅读者产生的自然却深邃的影响。好书往往是娓娓道来，并非套用统一的模式讲述类似的故事，因此每一次阅读都会成为一次心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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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文崇尚雅正，风格唯美，但在雅正唯美之境下，却涌现了以戏谑谐趣为表征的俳谐诗，于北宋时期绽放异彩，蔚为大观，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映射出宋代文化新面貌、新格局。俳谐诗何以于北宋时期兴盛而广为传播，应该与以下要素紧密关联。

正统诗学以诗言志，以诗缘情，以诗感物，其风格与文体一向居于主流。相比之下，俳谐诗虽属小众，却也填补了正统诗文审美形态之单一，体现了人类情感具有的多元性表达的特征，为文化共生所需求。俳谐诗之所以能在宋代大放异彩，诗词名家于其间引领风骚，当属关键性因素。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人，常有谐趣品类作品，对遣兴娱乐创作风尚颇为肯定，可谓俳谐诗传播中之“舆论领袖”。俳谐诗出自大家之手，于庄与谐、雅与俗之间拉伸出一种张力之美，这令俳谐诗更具魅力，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其中。

同时，面对喧闹的大众文化，俳谐诗没有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选择了会通。宋代城市繁荣，都城夜市不绝，一派繁华，杂剧、诸宫调、傀儡戏、杂耍等艺术众多而为市民乐见。众多戏剧因素如内容、插科打诨手法与形态融入俳谐诗文创作。如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上阕：“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文末一句“破帽多情却恋头”让人觉得调皮打俏，忍俊不禁。

另外，俳谐诗于诙谐中蕴含人生哲理。宋代俳谐诗文本以“戏谑”风格为特征，结构相通于杂剧，先冷后热，先说冷语，后说笑话。俳谐诗不作生硬说教，而是如杂剧打诨，令人在发笑中领悟道理，内容富于启迪。陈善曰：“予谓杂剧出场，谁不打诨，只是难得切题可笑尔。山谷盖是读秦少章诗，恶其终篇无所归，故有此语。”可见，打诨并非纯粹为追求语言有趣，而是有所归旨。

最后，俳谐诗符合心理需求，民众乐于接受。谐趣产生之第一要义为心理期待解构所致。俳谐让人发笑，开心愉悦。诗人善用各种言辞调起读者期待心理，预设情境，对读者期待心理进行解构，随之产生心理落差，谐趣亦因之而生。谐趣产生之第二要义为语言逻辑跳跃引致。逻辑颠倒错位，化悲为喜，无情之物化有情，安排一个不甚相关或非一致性逻辑，呈现出乎意料关系，峰回路转，妙语连珠。

俳谐诗兴盛于两宋，为文人审美情趣多样化呈现，亦受民间文化诙谐审美影响，负载了文人对生活及其谐趣之追求，体现了宋代士大夫雅好谐谑的幽默性格，折射了两宋文化在雅正严肃之余生趣活泼的另一面。出自民间，雅俗共致，俳谐诗顺应时代，为民众与雅客同乐于接受与传播，亦是一个时代诗文呈现时代生活之典型。

（摘自徐雅琴《俳谐诗在宋代的传播》，有删改）

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同一个人的肌体一样，也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一个人有血有肉，但也要有骨骼。血肉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存在形式，它使人丰满健康，温润美丽；但是一个人若只有血和肉而没有骨骼就成了一堆死肉，一滩污血了。骨骼不美，不丰满温润，不娇美艳丽，但整个躯体却不能缺少它。人，有了这个骨架，才能直立行走，才能活动，才有力量，才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活的肌体。

中国文化向来是很繁荣的，并且越到后来越繁荣昌盛。我们读中国文化史，读到宋，读到明，内容就多了起来。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绫罗绸缎，都多了起来。城市大了。买卖多了，技艺提高了，人变得聪明了。出版业相当发达，作书、读书的人空前的多，宋朝理学讲了好多道理，知识分子写了好多诗文，官家编修了好多书籍，和尚道士盖了好多庙宇。但是，过得最窝囊的也是这时候的汉族人。北方的少数民族一来，大宋王朝就把脖子缩了进去，把一半国土都给了别人。到蒙古人一来，另一半的国土也弄丢了。大明王朝开始时也够“大”的，像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子，但就是骨架不硬朗，李自成一搅和，就把它搅和得散了架，叫人夺了去。为什么汉族的文化如此发达、如此昌盛，反被文化不发达、不昌盛的少数民族搞得束手无策呢？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肉”不少，“血”也不少，就是没“骨头”，过去有的那几根硬点的“骨头”，也叫一些酸溜溜的文化给腐蚀了，弄软了。清王朝在文化上也不能说不繁荣，现在我们把有清一代的汉族知识分子想得人五人六的，但他们谁不明白，自己侍奉的并不是自己的“群”、自己的“国”，只因为自己的君已被推翻，自己的国已被消灭，自己又没有岳飞的勇敢，没有文天祥的骨气，时过境迁，只好在异族的政权下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了。好歹满族统治者还给汉族知识分子留下了一条立身扬名之路。舞舞文，弄弄墨，讲一讲起承转合，论一论忠孝节义，既不会触了龙颜，也不会动了众怒，又可封妻荫子、鸡犬升天、青史留名、光宗耀祖。他们的“文化”是真的，满肚子“知识”，像臭虫一样，一兜儿血，就是没有骨头。开始时，满族统治者很喜欢汉族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软骨病，但到头来，它亡也就亡在了这个上面。洋鬼子打来了，你想指望这些官僚为你大清的天下卖命？没那个门儿！他们向来是委曲求全的，对着更强大的外国帝国主义，他们仍然会委曲求全。就是有个把有识之士，候起来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偌大一个王朝，像一堆死肉，死死地压在这一两个人身上。他怎能驮得动，扛得起呢？

“五四”新文化起来了。它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的。但是，“新文化”也是要有花有叶、有血有肉的。花的美、叶的鲜、血的红、肉的嫩，向来是为中国人所喜爱的，而干枯的骨、直硬的干，当然不像花和叶、血和肉那么讨人喜欢。新文化搞来搞去，多数人还是愿作花作叶，作血作肉，不愿作骨。再说，血少了，肉少了，美美地吃上几天，两腮很快地便会鼓起来，两颊很快地便会红起来；要让一个人软了的骨头硬起来，可没有那么容易。婴儿瘫不是无药可治，至少也是够麻烦的。“五四”以后，专注中国文化的骨骼的，几乎仍然只有鲁迅一个人。他是治疗中国文化软骨病的专家。他的话说得不如别人的好听，不如别人的温润，但却比别人的更深入人的骨髓。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不那么喜欢他。我想，这也可以理解。平常无病无痞，谁也不愿往医院里跑。但是，人还是有时候会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到那时候，医院就比别的好玩的地方更亲近、更重要了。我知道，对于多数人，鲁迅只是一个形式，正像腊月二十三要送灶王爷上天一样，过了这一天，人们就忘了这件事了。但既然人们还要纪念他，我也就趁这个机会，再为鲁迅作一次广告：当你感到中国文化的骨节又有些发软的时候，别忘了，读读鲁迅！

——王富仁《中国文化的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