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有时候“一”字的用法，恰恰和单一、少数的概念相反，而是“满”“完全”的意思，表现出事物的饱满充实。例如形容江水河流，则云“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知道这是李煜著名的《虞美人》中的佳句，作者书写的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伤感情绪，这位亡国之君的愁和恨是没有尽头的，所以他写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就是满江，写的是春水抒的是愁怀。这里的“一”字就具有其特殊的意味，它表现出主人公愁之多、恨之切，而且犹如江水东流，可谓是绵绵无尽期了。又如戴叔伦诗“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贺铸的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是以“一汀”为“满汀”、以“一川”为“满川”。又如秦观的词“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说的是“满山春色”。苏舜钦的“轻阴垂野草青青，有时幽花一树明”，晏几道的“一夜西风，几处伤高怀远”，等等，都说的是“满树”“整夜”。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写情为主，富有感情色彩。

②高明的语言艺术家，的确像一位魔术师，在他们的笔下，每个字都有各种妙用，花样翻新，别出新意。一个常用的“一”字，就可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意境来，这也许是艺术的特殊功能吧。当然，这也并非神秘到不可知的。“一”字本身，既无形象也不能抒情言志，它必须依附于作品中所写的具体事物，才能发挥作用，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至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的好不好，那就取决于作家的艺术才能了。

（选自张文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①中国古代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版块结构大不同。研究中国古代文体，从关键词的维度观照、审视文体，是新颖的研究视角。

②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换的枢纽。唐宋众体兼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如此特征和面貌？唐宋文化是贯通、通变型文化，通变特色影响极广，也包含文体。文化的融通，对于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③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规则并非不变，它具有灵活的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的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可见贯通的实质是创新。

④文体的贯通固然重要，还需要“人”去驾驭和创造。“驾驭”就成为观照唐宋文体学的另一关键词。文体都有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运行规律较机械。运用文体之“人”，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创造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设计新规则，又能打破旧机制，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强的大家，如杜甫、欧阳修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极强，能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得到调整。他们冲破既有的文体束缚，把不同文体的优长融汇到同一作品中。

⑤从此类关键词出发，研究古代文体学，或许能得出新颖的见解和结论，凝练出可资借鉴的“精华”。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推荐3】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甲骨文是指被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迄今为止，共发掘出土154600余片，有4600多个单字。在这4600多个单字中，经考释而公认的有1700个左右，仍有2900个左右的单字不识。研究证实，甲骨文是目前中国历史上公认现存最古老而自成体系的文字。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字是埃及传入的”。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德经，他将汉字的象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比后认为，中国文字是受古埃及文字的启发而形成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我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甲骨文有着其独特的异彩之处：

中国文字出现的历史当属世界领先。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产生于5500年前，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于4100年前。而随着中国考古不断地新发现，汉字的起源时间一再被提前。虽然夏朝有没有文字还没有定论，但是许多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刻画符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如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陶寺文化朱书陶文、河南登封王城岗刻画符号等，有的已具有类似文字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夏代至少出现了文字的萌芽。不仅如此，在河南省舞阳县费湖遗址发现了17个距今7000多年的刻画符号，也为研究中国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由甲骨文肇源的中国汉字具有连续性和使用时间长的特点。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四世纪随着波斯王国一起消亡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公元前五世纪也灭绝了，后来的埃及文字没有将其传承下去，以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长期得不到解读。甲骨文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它与后世的文字传承关系十分密切。

从文字结构看，甲骨文不仅完全具备后来方块汉字的特点，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总结的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即“六书”理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这些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因此，可以说甲骨文是一种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实为后世方块汉字的鼻祖。由甲骨文、商周金文，到春秋战国的大篆、小篆，汉魏的隶书及以后的行书、楷书，汉字的嬗变轨迹清晰可见。

中国汉字还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据文献记载，中国汉字在秦汉年间传入越南，越南长期使用汉字，至十三世纪才有本国文字——字喃，直到十五世纪时，字喃才完全取代了汉字。汉代初年汉字传到朝鲜，直到李朝初期，朝鲜人依据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朝鲜文字，并于公元1443年公布使用，这时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晋朝初年汉字传到日本，至今在日语中常用的汉字仍有1945个。而其他早期文明古国，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绝迹较早，其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影响无从谈起。

（摘编自李雪山《甲骨文与中华文明的传承——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

材料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和更好地传承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开展甲骨文研究和应用，培养了一批跨学科人才，经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甲骨文研究取得显著成就。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正式实施，教育部、国家语委牵头组织的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工作启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坚持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破解文字释读瓶颈，这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政府推动下的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的新阶段。

（摘编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