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记忆是多种不同事物的集合，可以是微妙的感觉、具体的影像、连贯不连贯的事件过程，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和逻辑。不论哪种记忆，都是大脑神经网络中的一组神经元被激发，形成某种特定的连通回路。大脑储存的方式是把事情分拆为最基本的单元，每个单元分别由指定的神经元储存。

②完整的记忆只有在被提取时才形成，它既存在又不存在。我们无法在大脑中找到记忆图像，它只是百亿个神经元的组合。不同的记忆素材通过编码，储存在不同的脑区，提取的方式也不同，需要几十个不同的脑区共同合作，才能形成或再现。

③短暂记忆靠神经传导素增强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形成，只能保留几分钟；而长期记忆能保存许多天甚至多年。不断重复能使短暂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通过不断重复，大脑中的化学信号系统会把一种特殊蛋白质推入神经元的核心，并且在那里启动遗传基因合成蛋白质，神经元因此有了基本的改变，增加新的触突，创造新的连接网络。结果是大脑有了结构性的改变，这就是长期记忆的建立。

④与某事件相关的素材以适当的间隔重复出现，而不是一次性出现，回忆这件事情会更加容易。比如，在几天内多次、短时间看到同一张脸，就比在一天内长时间对着这张脸更容易记住。这就是心理学家40年前提出过一种编码变异假说。

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多背景的联系能从多途径提取记忆：这张脸与多种不同的背景联系起来，比如学校、工作场所和家庭相对于舞会等单纯的一种背景，更容易让人想起。每种不同的背景或环境，能激活大脑的不同功能区。这一假说认为，不同的神经反应能提高记忆。

⑥但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拉塞尔•博德里克领导的一项神经影像研究提出，反过来也是对的，即用同一种背景多次激活同样的神经连接方式，事物能被更好地记忆下来。

⑦研究人员认为，通过刺激，同样的神经连接重新激活时，就会形成一幕记忆。记忆完成的精确与否，取决于不同脑区活动方式重连得是否精确，而不是更多的连接方式。比如更吸引人的面孔更容易形成记忆。

2001年11月2日，我在“北大论坛”上做了一次发言——“天人合一，文理互补”，引起了北京大学电子学系吴全德教授的注意，他枉驾寒舍，告诉我他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并且送给了我他的新著《科学与艺术的交融——纳米科技与人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7月第1版）。我大喜过望。发表一种意见而能得到赞同，这也是知己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焉能不大喜呢？

我拿到了书，立即埋首读起来。但是，我是搞语言的，物理只有高中水平，对电子则一窍不通。我读这一本融合文理的书，真是苦乐参半。读到讲物理学的部分，则若读天书，不知所云，味同嚼蜡，苦不堪言。谈到讲艺术的部分，则豁然开朗，字字珠玑，其甘如饴，乐不可支。我一连读了几遍，觉得这真是一部好书，处处引人入胜，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悟，发人深省。它给科学与艺术架上了一座可靠的桥梁。

我现在引用几句吴先生引用的教育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话，引用原话比自己解释更为可靠。蔡元培先生在《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中写道：“科学虽然与美术不同，在各种科学上，都有可以应用美学眼光的地方。”鲁迅在《科学大教篇》中指出，仅片面地推崇科学，人生必大归于孤寂。他又指出，人类所当希冀要求者，不仅是牛顿，也应有莎士比亚；不仅要有玻意耳，也要有拉斐尔那样的画家；既要有康德，也必须有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必须有卡莱尔似的著作家。此种种，“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偏倚，因此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季羡林：请注意鲁迅使用的这一个“全”字）。正如吴全德先生在书中几个地方讲到的那样，科学与艺术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就是不“全”。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界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若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地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