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新一轮考古挖掘中，三星堆遗址6个坑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一时间网上热议不断，公众纷纷讨论三星堆遗址，这彰显了三星堆的独特魅力和深沉内涵。

三星堆遗址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和源头，三星堆遗址便与古蜀文明的起源密不可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则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最早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前，历史可谓悠久，其积淀亦因之深厚。

三星堆遗址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文明高度。三星堆遗址的文明特征极为显著，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早期的陶盘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盘，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三星堆的“将军盔”，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从青铜器上看，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可知在与彼时中原文化的交流融汇中，古蜀文明得到了较高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其三、四期出土的诸多带有强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说明，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极一时的蜀地共主——鱼凫王朝——的都城。这恰可与《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漫、鱼凫、蒲泽、开明”之记载相印证。古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神像、礼器和祭品，说明了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

三星堆文明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交流广度。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曾断言，“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至少就对外文明交流的情形而言，李先生的论断可以得到较充分佐证。三星堆遗址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依据已发现的诸如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早在那时，古蜀国先人已与印度、中亚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触。由此设想，三星堆文明虽处于所谓“华夏边缘”，但却与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往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因此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走向世界提供强力支撑。

（节选自王学斌《三星堆遗址为什么重要？》，有删改）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以社会学之眼看，正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这一原创性的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他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所以在“乡土中国”中，人们很少流动，“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各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记忆里的乡土生活，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把酒话桑麻，演绎着篱笆墙、女人和狗的故事。现在呢？农民在城市里挣扎，推土机轰隆到乡村，熟人社会井然有序的生活慢慢遭到瓦解，只有那些更为偏远地区的“熟人印象”，留守在人们的记忆里。

人们在感情上对“熟人社会”温情脉脉，留恋不舍，可是它的解体又是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至少现代化程度较高国家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点。“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熟悉，相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交换的不是“利益”而是“人情”；制度上的透明度很低，这极大地制约了作为现代化社会动力的商业、贸易、契约、法律等行为的发生，如费孝通所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体现出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熟人社会”中，不会产生现代化的许多必要元素。现代社会要处理和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陌生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好与陌生人的关系，如何对待陌生人，不仅是个人际交往的私事，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程度和文明水平。

【推荐3】阅读《科学人文 和而不同》选段，完成各小题。

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认识体系，是逻辑的、实证的、一元的，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

人文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我们的活动越符合社会、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所以，人文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还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因而人文不同于科学，人文往往是非逻辑的、非实证的、非一元的，是同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

科学是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本身方向正确，这既包括研究方向，也包括研究成果应用的方向。20世纪科技的高度与迅速发展，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众所周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采用基因技术，将人与黑猩猩进行某种杂交，肯定会出现一种新的生物，这种新的生物是否比人更聪明、更健康？这绝对是一个科学问题，但绝对不能进行，绝对比起克隆人还更反“应该”、反伦理、反人类。显然，科学需要人文导向，求真需要求善导向。

人文是求善，但人文不能保证其本身基础正确，可能事与愿违。“应该是什么”的“应该”一定要合乎“真”，据说，过去在我国某沙漠地区进行绿化，绿化自然“应该”。然而，当时并没有弄清沙漠下面水的情况，谁知该处水不多，树种下去，开始有水，蓬勃生长，一旦此水吸尽，树全死了，比绿化前还糟，沙漠下面的水都没有了。显然，人文需要科学奠基，求善需要求真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