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很容易的在穴道内爬上爬下，对于蝉这是很重要的，（     ）当它爬出隧道来到阳光下的时候，它必须知道外面的气候如何。（     ）它要工作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做成一圈坚固的墙壁，适宜于它上下爬行。在隧道的顶端，它留着手指厚的一层土，用以抵御外面空气的变化，直到最后的一刹那。（     ）有一些好天气的消息，它（     ）爬上来，利用顶上的薄盖，以便测知气候的状况。

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蝉的幼虫初次出现在地面上时，常常在附近徘徊，寻找适当的地点——一棵（     ），一丛（     ），一根（     ），或者一条（     ）——蜕掉身上的皮。找到后，它就爬上去，用前爪牢牢地抓住，仰着头，让前爪成为固定不动的支撑点。于是它外层的皮开始由背上的中线慢慢裂开，里面露出了淡绿色的蝉体。随着蜕皮的进展，头先出来，接着是吸管和前爪，最后是翅膀与后爪。此时，除掉尾部，身体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它会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身体在空中向后腾空，只留尾部一点固着在旧皮的鞘中。它翻转身体，使头部向下，将折皱的翼向外伸直、张开，接着又用一种几乎看不清的动作，用腰部的力量尽力将身体翻上来，恢复头朝上的正常姿势，并用前爪钩住它的空皮，再把尾部从鞘中脱出。全部的过程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它已经完全自由了。在短时间内，这个刚得到自由的蝉，还不十分强壮。它那柔弱的身体，在还不具有足够的力气和漂亮的颜色以前，必须好好地沐浴空气和阳光。它只用前爪挂在已蜕下的皮上，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它依然很脆弱，依然是绿色的，直到慢慢地变成了棕色，它才同平常的蝉一样。假定它在早晨九点钟找到了树枝，大概到十二点半才会弃下它的皮飞去。那空壳仍挂在树枝上，有时竟能保持一两个月之久。

《蝉》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倚靠《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嬙、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离“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版印刷还是“付梓”“杀青”。像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板反应”。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板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以上只是随便举实例说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举不尽，道理也说不完。我希望读者从这粗枝大叶的讨论中，可以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本着这个精神，你随处留心玩索，无论是阅读或写作，就会逐渐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需的好习惯。它不能懒，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时兴会所生的幻觉迷惑而轻易自满。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炼与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

《咬文嚼字》

这些喷雾液、药粉、烟雾剂现在几乎普遍在农场、花园、森林和家庭中使用这些化学药品能够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论其是“好”是“坏”；能够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跳跃于水中；能够以一层剧毒物质覆盖在叶片表面或长期滞留在土壤中。而人们使用所有这些药品消灭的目标或许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种杂草或昆虫。难道有人会相信，可以向地球表面倾泻这么多毒物而又继续使它适宜一切生物生长？这些化学药品不应称作“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药物使用的整个发展过程似乎卷入了一个永无终点的螺旋。自从滴滴涕①被允许民用以来，逐步升级的过程便开始了，人们得不断寻找更有毒性的物质。这是因为作为对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绝好证明，昆虫已演化出对人们使用的某一杀虫药具有抗药性的超级品种，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种更毒的药剂，接着又发明一种比这种药剂更毒的药剂……“控制大自然”这一短语是在骄傲自大的心态中构思出来的，它源于尼安德特人②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是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应用昆虫学的概念和实践大都发端于新石器时代的科学。如此原始的科学竟已用最现代、最可怕的武器装备起来，这真是我们的一大灾祸。这门科学在使用这些武器对付害虫的同时也在打击整个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