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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自闭症发病率不断攀高，因此在自闭症研究领域，美国也是投入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迈克尔·维格勒教授，就是一位从事自闭症研究的科学家。

维格勒教授说：“自闭症儿童身上表现出的基因变异中，约有3/4是从父亲那里遗传而来的。父亲年龄越大，其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就越高。”

维格勒教授特别关注的是，在自闭症儿童中表现出的一种叫“de novo CNV”的变异。“de novo”是拉丁语，意思为“新的”，指“父母身上没有体现，而在孩子身上新出现的变异”。比如，父亲的A基因是正常的，而孩子的A基因产生了新的变异，就被称为“de novo变异”。而“CNV”是“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拷贝数是指DNA片段复制重组时的个数）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也就是说，de novo CNV是指“父亲的染色体组中如果有两个A片段，而在其后代的染色体组中却减少到1个或者增加到3个”这一类的变异。

维格勒教授等人得到了美国一些自闭症儿童及家人的协助，对约1000组亲子的染色体组的差异进行了完整检查。结果，他在自闭症儿童中，成功的找出了12种高频率出现的de novo CNV。

维格勒教授说：“更有意思的例子，是在8号染色体的某区域中所找到的de novo CNV。这里含有威廉姆斯综合征的致病基因。与自闭症儿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患有威廉姆斯综合征的儿童从很早就开始说话，经常找寻人的目光。而且，如果该基因个数减少的话就是威廉姆斯综合征，而自闭症儿童则是该基因的个数增加。

维格勒教授的研究表明，由于某些de novo变异导致的自闭症，可能占了全部自闭症发病数的一半。他推测，恐怕有数百种基因都与自闭症有关。

有的孩子3岁时就被确诊为自闭症，有的是在六七岁以后，这时孩子的大部分发育已经完成。如果可以找到标志性的基因，就可以在更早的时候诊断出自闭症，也就可以更早地进行必要的治疗。

那么，将来是否可以治愈自闭症呢？维格勒教授这样回答：“引发自闭症的基因变异，多是染色体组中的2个基因中的1个无法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由该基因产生的蛋白质数量减半了，从而引发了自闭症。因此，如果可以找到人为地提高剩余的那个基因的作用能力的方法，这种类型的自闭症应该就可以治疗了。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应该会有一些进展。”

针对急速增加的自闭症，科学家正在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但是仍然无法把握它的全貌。或者说，越是研究自闭症，越是发现这一发育障碍其实非常复杂。

实际上，把“各种原因或机制导致的发育障碍”全部概括成为自闭症，可能也是无奈的现实。解开各种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线，努力一一找出隐藏其中的因果，这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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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界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若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地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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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禹锡现存的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洞见一位辅时济世、澄清天下却又命途多舛、历尽坎坷的时代精英的独特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而且可以觅得一位富于艺术探索的热情与才略，力图独出机杼、别开生面的诗坛名家的审美趣尚和创作趋向。

“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刘禹锡是唐代杰出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者，唯其如此，他的诗歌表现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已知”的豪迈和“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的亢奋，以及“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昂扬。豪迈的情调、壮阔的境界、雄奇的想象和刚健的语言，共同构成了刘禹锡诗豪健雄奇的艺术风格。

对题材领域的拓展和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歌成就及主要贡献。他所致力描绘的农业劳动场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几乎未曾涉笔；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下罕及的；他不仅在咏史与咏怀的结合上效法左思，而且继杜甫之后，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览古”“咏怀古迹”的方向，从历史胜迹和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史事、抒发感慨，因而其取材更为广泛。同时，他还常常借古人之针砭，刺现实之痼疾；征前代之兴亡，示不远之殷鉴。这样，他对题材的发掘，也就较前人更深一层。他不仅扩大了“咏物”的范围，而且强化了咏物诗的叙事功能，创造出咏物寓言诗的新形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为历代作家递相沿袭的传统主题，如悲秋主题、伤春主题、叹老主题、嗟卑主题、别离主题、相思主题等等。刘禹锡在表现传统主题时，虽然依循其既有的思维定式及情感指向，作顺向的引申与推阐，却力图深化其情感内涵，强化其思想力度，从而使之达到新的更高的层次。更能见出诗人艺术独创性的，还有他对传统主题所作的种种既出人意表又令人振奋的反拨，故意违逆传统主题既定的情感指向与思想趋归，力图从相反的方向对其偏颇之处有所匡补或拨正，显示出作者前无古人的胸襟气魄和迥异于流俗的卓越识见。它突出地表现为：一反“悲秋”主题，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一反“嗟卑”主题，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一反“叹老”主题，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

刘禹锡在诗中树立了一个正道直行、守志有恒、自强不息的人格典范，给后代的文人以莫大的激励与鞭策。

（选自《刘禹锡诗选评》，作者肖瑞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