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完成下面小题。

城市文脉

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人，那么城市文脉就是他的基因。城市的文脉，指的是与城市的内在本质相关联的，决定城市的产生、发展及城市形态的一切显性或隐性的东西。显性的东西包括人、建筑、景观以及环境中的各种要素；隐性的东西则是指那些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潜在的深刻影响的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社会习俗、心理行为作为一个城市诞生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阶段留存下来的历史印记，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的根，一个城市的魂，一个城市特质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

城市建筑是一个城市文脉的集中体现。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就在重申“场所精神”概念的同时引入了“时间维度”，提醒人们关注城市建筑的历史延续和人文价值。在城市中，建筑形式转化为一个地点的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了对事物的共同记忆，通过建筑语言的抽象化过程呈现出来，使记忆事件本身与都市建筑一起构成了场所精神，并成为都市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积淀成为需要后人加以善待的历史文脉。

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如果对于城市的文脉没有能够合理的继承与发展，就会出现文脉的断层。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建筑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语”现象：忽略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不再寻求彼此间的统一，成为一种创造孤独形象的游戏；盲目追求外在形式而忽视对城市文化内涵的反映；建筑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地方精神的阐释。

基于此，建筑设计应从诸如“形式、风格、艺术”等传统解读中走出来，去关注建筑在城市中设计开始的本源，去关注城市文脉，站在更广泛的层面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去寻找具有真正创意的、显现城市生命活力的建筑答案。有学者给出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好建筑”的六条标准：秩序和统一、表达、完整性、平面和剖面、细节、整合。这六条标准实际上就是从对建筑本身的要求角度间接反映“文脉”。

城市文脉是建筑的灵魂，建筑本身也具有文脉，而它本身也是更大范围内的文脉的体现。城市文脉的传承不仅仅是因为怀旧，更是要使城市充满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创造出高品位的、人性化的城市空间，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精神需要。我们看到，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独有的中国传统特色正悄然逝去，越来越多的历史遗存，正在被同质化工具化、平庸化，城市建设千篇一律现象日趋严重因此，城市文脉的延续在今天显得越来越重要。

（文章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质，中国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可见，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推荐3】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科学报》：2003年“非典”开始，我们和冠状病毒已经打了好几次交道，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饶子和：冠状病毒种类繁多，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在2002年以前，冠状病毒虽然对畜牧业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对人类危害尚小，可能会引起人们熟悉的普通感冒。但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SARS冠状病毒引发了令全球恐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俗称“非典”）疫情。SARS冠状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其实是蝙蝠，由于人类活动或其他偶然原因，该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而引发了重大疫情。虽然此后断断续续有新的冠状病毒被发现，但似乎并没有引发人类的重大疫情。

在沉寂了10年之后，MERS冠状病毒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种种迹象显示，ME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仍然有可能是蝙蝠，但这次疫情是由骆驼传播导致的。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又引发了疫情。

这几次冠状病毒疫情，都是本来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导致的。这提醒我们，保护好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或许是远离野生动物病原感染的最好方式。减少对蝙蝠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避免这些天然宿主与人畜的密切接触，这对防止传染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摘编自李晨阳、丁苏雅《专访饶子和：面对疫情我们不慌》，《中国科学报》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为什么新型病毒总是寄生在野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而这些病毒对于这些动物自身没有构成严重的危害呢？

杨占秋解释说，病毒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必须寄生于生命体才能存活，而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所以各种生物成为病毒的储存库。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致病性比较弱，而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在长长的传导链条上通过多次变异，从而变得攻击性非常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免疫学专家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很难对它们进行全面管理，野生动物的防疫工作是很难开展的，所以野生动物会有很多潜在的病原体感染，并且由于在野外生存，人类也很难对动物感染的病原体进行检测。

杨占秋介绍说：“当这些病毒寄生于其他生命体时，并不表现为疾病，因为病毒需要依靠长期寄生在动物身上来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宿主生病，宿主对病毒也具有相应抵抗力。”但当病毒开始向外传染，在不同的中间宿主间传染时，就容易出现变异，产生使宿主生病的后果。

动物经过人类驯养之后，是不是身上病毒的危害性就小很多？杨占秋对此予以肯定。他告诉记者说，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身上都存在病毒，区别是量的多少。因为饲养动物环境比较干净，或者是人为消毒处理，不利于病毒生长。有时，同一种病毒在家禽家畜身上与在野生动物身上表现的特性并不一样。因为病毒要生存，必须适应不同的宿主环境。上述免疫学专家认为，如果对于饲养的野生动物没有进行有效检疫，那这些动物体内还是可能会有病原体存在，并可能会在人工饲养下不断传播，甚至发生变异，产生对人体更强的传染性。

（摘编自倪浩、范凌志、任重《野生动物为何易成病毒传染源》，《环球时报》2020年1月23日）

材料三：

根据新华社1月26日最新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此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曾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等。

事实上，除了一些野生动物“老饕”，多数人很少或者只是偶尔食用野生动物，但仅仅这些“偶尔”就可能让民众为大面积疫情暴发买单。要知道大部分野味市场的环境都非常恶劣，臭气熏天的宰杀现场，来路不明甚至带着大量寄生虫和传染病的野生动物，以及死后变质仍然出售给餐馆的野味，这些未经检疫的食品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为疫情的暴发埋下了祸根。

对于食用野生动物，法律已有相关规定。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部法典中“重点保护动物”字样一共出现了53次，而对于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规定则相对模糊。

我们应认真反思：这次新冠疫情代价惨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不应是防治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必须持续下去，不断动真格！后续立法、执法力度应继续加强，彻底切断野生动物食用消费的灰色产业链，斩断疫情暴发的祸根。

（摘编自孔德明《不能有下一次了！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必须动真格》，半月谈网202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