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人的步行

何立庆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徨、踟蹰、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选自《古代“步行”杂说》，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寄托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技艺。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茶，起源于中国，初为药用。人们将茶作为药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茶的药性较弱，却具有提神醒脑的功用，因此茶逐步转为一种饮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即已开始饮茶，到秦汉时期饮茶之风逐渐传播开来。至汉代，伴随着成套茶具的出现，饮茶的基本流程得以形成。到了唐代，“茶仙”陆羽著《茶经》，对茶道与茶艺进行系统阐述，标志茶文化达到新的高度。在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宋代，茶文化广为流传，点茶和斗茶之风开始兴盛。明代，饮茶流程大为简化，由煎煮法改为冲泡法，促进了花茶、乌龙茶、红茶等诸多茶种的兴起和发展。到了清代，中国茶已誉满全球，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六大茶类一应俱全。时至今日，茶的种植和加工仍在不断精进之中。

中华茶文化独具特色，不仅体现在悠久历史的种茶、制茶、饮茶等茶事上，更体现在形式多样的茶礼、茶会、茶宴上。中国自古以来即为“礼仪之邦”，素喜以茶待客，并形成了相应的饮茶礼仪，斟茶礼、持杯礼、座次礼、奉茶礼、叩指礼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华传统礼仪规范。在茶会、茶宴方面，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便将“客坐设茶”作为普遍的待客之礼，可见以茶待客的礼仪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到唐朝，以茶待客已成为全国性的礼俗。例如刘禹锡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借茶描述了“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的离别前的深深留念等等。

茶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它促进东西方文化交融。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茶文化，在以茶事、茶礼、茶会、茶宴、茶俗等为代表的行为文化层面，众彩纷呈、独具特色、自成体系，不仅保留了既有的特色，而且传遍五洲，不断吸收着新元素，生动演绎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正因为如此，谈到中华茶文化，茶是包容的，中华文化是包容的，一个“和”字跨越时空、跨越国界，正所谓“和而不同，茶和天下”。自唐宋以来，中华茶文化跨出国门，与异国他乡原有的文化要素融合，最终演绎出具有鲜明异域特色的茶文化新乐章，内涵更丰富、色彩也更为艳丽。中华茶文化可以融入当地的饮食文化、当地的礼仪文化、当地的政治宗教信仰等人文元素。中华茶文化与世界各地的万千景象同存共生，这就是独具特色、和而不同的中华茶文化之道。

材料二：

饮茶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茶文化天然具有开放共享、促进交流的社会属性。

兼容并包、开放交流的中华茶文化，在千年的跨文化交流中已成为一种世界共通的语言，在沟通中西文化、增强各国交流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茶叙国事”“茶礼”频频出现在各种重要的外交场合，彰显礼仪之邦的风采，弘扬中国文化理念，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挑选了西湖龙井、祁门红茶、景德镇茶具作为国礼送给斯大林，彰显了两国之间的深情厚谊。作为千年来的皇家贡品，武夷山大红袍母树年产量仅有八两，周恩来总理因此戏称送出了“半壁江山”，现场气氛顿显轻松，给尼克松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段外交佳话。

茶文化具有超强的融合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成为“和而不同、和谐相生”理念最强有力的佐证。中国一直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寻求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中华茶文化承载了中国人崇尚的与世界相处之道，“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展现了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以茶叙事”频频出现于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峰会等重大国际多边场合。中华茶文化再次崭露头角、风靡全球，担当着传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文化使者。在近年来的中外交流中，接待外宾的各种茶会和国礼展现了中国茶的独特魅力，中华茶文化“润物细无声”，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粘合剂、国际经济合作的助推器。

摘编自《中国茶文化与大国外交相融相通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