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①“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穷年皓首研治一经，虽受条件所限，难以遍览群书，但读一部就是一部，咀嚼烂熟，透入身心。

②在精选中择好书。好书，能使人“通天下之精微、晓万物之是非”。书之好，在文、在理、在意。“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蕴藏着文明的记忆，集聚着智慧的结晶。读书不失为学习和了解人类历史经验的一种捷径。选择一本好书，如同结识一位挚友，“交谈”之中体会人间五味、“相顾”之间看尽世事变迁、“聆听”之际感悟个中真谛。“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领袖论著，可以领悟精神实质，提升思维层次；读人文社科，可以纯正思想品性，陶冶品德情操；读历史典籍，可以通晓古今中外，明辨是非善恶。

③在精品中得余味。对待读书，要有“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读书，是将所学转化为所得，将知识转化为智慧，而精读，无疑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知识快餐”的时代，一些人抱怨精读耗时太长、单位时间内获取知识量太少，实则不然。只有真正内化于心的知识才会有助于一个人的成长，而只追求学习数量、不追求学习质量的人，即使拥有那些“匆匆掠过”却未消化吸收的知识，也对个人成长没有任何促进作用，虽“快”却是“慢”了。唯怀有潜心钻研的工匠精神，下足“细功夫”读书，对妙语珠字精抠细品，方能万千笔墨胸中藏，读有所思、读有所感、读有所获。

④在精思中寻践悟。朱熹曾说过：“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为读书而读书，读而不思、读而不悟，难以体会古人读书过程中所蕴含的学而不厌、触类旁通的大智慧。《中庸》提到，求学要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醒我们读书却不唯书。只有用思考、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读书，才能甄别精华和糟粕，才能厘清有用和无用，才能把书读深、读透、读精。读书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认真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含义，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这些观点、含义和意图一般仅从文字表面上是得不出来的，需要我们在反复琢磨中体味。

⑤在精用中求实践。古人云：“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精用是读书的试金石，也是读书成果的“实战场”。只会死读书而不能有效运用的人，学问再多也是纸上谈兵。会读书的人，把读书得到的知识、积累的成果向实践行动转化，与岗位需求对接，以学习力助推战斗力、保障力的生成。在用的过程中，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毅力与决心，远沽名钓誉之心，戒急功近利之意，去冒进浮躁之气，才会避免陷入“蛮干、瞎干、胡干”的误区，避免走进“空谈”的尴尬窘境，着力解决“用得对、用得准、用得好”的问题。

⑥“世界上最动人的皱眉是在读书时那苦思的刹那，世界上最自然的一刻是在读书时那会心的微笑。”读书“精”到极致才能有“质”的飞跃。

（有改动）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从简单化的角度看，有两种一般性处理办法。一种是由管理者无差别回收后进行填埋，另一种是居民按管理者要求进行严格分类后投放，由管理者进行回收再利用。无疑，随着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管理者会倾向于采取后一种处理办法，即强制性要求居民进行前端的分类投放。但到底采取哪种办法好，还是要对两种办法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看哪种办法在扣除成本后的相对收益更高。否则，即便是出发点很好，也可能干出违背规律的事。

把垃圾进行无差别回收，然后进行填埋，其温室气体排放已占全球排放总量的5%，而且问题还在变得日益严重。建设大型垃圾填埋场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这对人口密度较高而土地资源较少的国家来说，显然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垃圾场的存在造成周边土地商业价值损失，居住在填埋场大约三公里内，房产价值可能会降低一半。另外，还会导致工业材料供应减少，例如废弃的金属，因为是从矿产中经过工业开采、提炼和加工所得，而矿产资源是用一分则少一分，提炼和加工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人力成本，因此，对其进行填埋，会因人为造成稀缺而不断抬高后续开采、提炼和加工的价格。

如果管理者要求居民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并对其可回收部分再利用，无疑，上述成本就会减少，由此构成了垃圾分类并回收利用的收益。但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同样要付出另外的成本，比如收集垃圾将其运至通常比垃圾填埋场更远的回收利用设施，运输成本会增加不少。而再回收利用同样需要能耗，一些垃圾回收利用需要的能耗，并不低于直接生产新产品的能耗。还有，垃圾回收利用前的强制分类，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以及管理者为确保垃圾分类雇用监督者，总社会劳动时间成本将很高，导致回收再利用的实际成本可能被低估，经济效率被高估。而对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利用那些低价值材料的劳动时间，原本可以用来做一些更有利于富有生产性的环境保护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反对垃圾分类和回收再利用。严格来说，正因为两种简化的一般性处理方法各有优缺点，因此，到底采取何种办法来处理垃圾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更需要一种组合式策略。制定组合式策略的出发点则是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或者说，最大限度提高社会收益。垃圾回收利用是否划算，取决于类型的不同。有一些诸如锅、铝和钢，从最初的原材料中提炼出来困难而且昂贵，因此回收利用的回报率也往往较高。而破烂家具的回收成本通常高于社会收益，填埋产生的污染也不会很高，干脆填埋更好。因此，管理者即使是对可回收利用的垃圾，也不宜一刀切要求全部回收利用。

垃圾回收也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比如，发达国家垃圾处理表面上看水平很高，甚至有的国家提出所谓“垃圾零投放”目标，但即使是垃圾处理水平最高的芬兰，也就能够处理50%左右。而美国和欧洲产生的绝大多数垃圾，都出口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此，一方面培育了发展中国家回收再生性产品市场，但另一方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更大的环境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前，随着大城市对日益饱和的城市资源的不断“挖潜”、公共财政的不断增支、“两为主”（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方针的贯彻落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问题似乎得到了初步解决。

流动的花朵在城市过得好吗？学得好吗？与学校老师、小伙伴的关系融洽吗？能适应城市文化吗？在异乡能产生归属感吗？将来会有发展吗？前不久，河南郑州一项调查显示，该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普遍易产生学习焦虑以及自卑、孤独、烦躁心理，很难融入同龄群体。2010年，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曾选取上海、南京等5市17所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公办学校，进行融合问题调查。这两次调查结果十分相似：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了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我们过去多是从宏观着眼，由政策入手来解决问题。如果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仅是简单地将他们从乡村带到城市，在公办学校寻得一张课桌，那么，造成一个独特群体成长缺失的症候便已隐约可见，整个社会也将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现在，到了从文化着眼、由个体入手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时候了。一个在浙江上学的孩子跟随父母回老家青海过年，刚住了两天，就说“我要回家了”。这个孩子指的“家”，是浙江。对他来说，家乡的概念和父母那辈人心中的家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出生在城市并在城市里成长。社会学上有一个“文化混血儿”的比喻：这部分人的身份意识是模糊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痛苦与憧憬并存、自卑与自强同在等特质。

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和城里孩子平等的待遇，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各个现实层面都遭遇“想融而不能融”的困境。身份意识影响着融合。有一个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女孩在课堂上这样描述自己的理想：“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后当城管！我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就可以慢慢追，慢慢撵！”而在说这番话之前几天，她的妈妈卖菜时因为躲避城管追赶，撞在电线杆上受了伤。理想的存在，其意义正在于为平淡人生插上飞翔的翅膀。可“慢慢追”“慢慢撵”，又是何等微不足道，让人在为小女孩的微小理想唏嘘不已的同时，不得不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未来画上一个问号。文化冲突影响着融合。固守传统的乡土社会与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社会，文化特质明显不同。最外显的表现，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会感觉到自己的方言、衣着、饮食与城市学生格格不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冲突来自于行为习惯、生活节奏、价值体系上的综合差异。“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罗大佑的歌词反映的正是城市新移民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一种深深的心理孤独。不同文化的了解、交融显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城市胸怀影响着融合。一些城市居民具有优越感，对外来人口天然具有排斥心理和偏见，一些机构和学校在公务中仍存在歧视现象。“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入城市，需要的是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大视野和大气魄。说到底，“融入”属于深层社会问题。户籍制度尚未“破题”，城市化浪潮已迅猛而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令人措手不及的社会整合。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居民在医疗服务、教育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具有乡村居民无法比拟的优势，而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势必造成“争利”现象。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一步是力争做到同城待遇，第二步才是消弭同城隔阂。因而，“融入”是一个时间跨度更长、更深也更难的问题。

破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入难题的主阵地在教育。发挥教育“粘合剂”的作用，促进社会整合，让流动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不能把解决方案仅仅停留在“两为主”的政策层面，也不能停留在“适应教育”的微观层面，而要把教育放大到文化融合与创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