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力量与陷阱

戴钟伟

喜剧的终极力量和终极陷阱都来自期望值与意外值之间的落差。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滑稽的真正领域，是在人、在人类生活。”喜剧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对人类视角下社会化生活的模仿。但喜剧的模仿并不代表单象限的审丑，丑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为滑稽可笑的，而是只有当丑力求炫耀为美的时候才显得滑稽；也不是表面化、图解化的原调复奏，那些滑稽背后的共情，看似卑微而轻巧，实际需要首先把自我揉碎了，在平视、侧视甚至反转下还原生活本真逻辑，然后沿着这条崭新逻辑的线索，化合成一种新的叙事，这种叙事，我们姑且可以叫它为专属于喜剧艺术的佯谬化表达。

喜剧从对生活的模仿生发出的佯谬化表达，看似操作技术门槛不高，其实对创作者的感悟力和提炼能力要求极高。如果仅仅停留在具象和表面，如果仅仅止步于粗放与武断，就难以冲破“闹剧”“活报剧”的天花板，而如果单单满足于做口口相传的“段子搬运工”，就触碰了喜剧创作最危险的红线：新鲜感。在从具象表面到直击灵魂，从搬运到重生这个奇妙的转换中，以佯谬为核心的“变形术”是不二法门。

喜剧的佯谬，在于它既真实，又荒谬；因真实而荒谬，因荒谬而真实。喜剧创作者面对的佯谬，则是在于喜剧形式和喜剧效应是常青的，但喜剧创作和喜剧发现是速朽的。喜剧演员重复自己，无异于慢性自杀，

能够引发喜剧共鸣的那些冉冉上升的喜剧新生代，几乎都将自己作为了第一创作素材，将日常生活的观察作为了喜剧淘金机。我们作为受众的角色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再是艺术创作的评判者，而是生活的同行发现者，当台上的喜剧人所言所行与我们的共通点越多，我们就越会由衷感到喜悦，那是共情的幸福感，无与伦比。

在为喜剧的佯谬所感染时，我们同时见证了很多佯谬的喜剧。比较常见的，一种是“托着腮的”，一种是“叉着腰的”，一种是“踮着脚的”。所谓“托着腮的”，就是充斥着网络段子、社会俚语，试图以讨好流行的方式变成流行的；所谓“叉着腰的”，就是自恃在喜剧田地里多收了三五斗，掌握了独门秘籍，以程式化技术流教师爷身份秀身段的；所谓“踮着脚的”，就是片面理解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总是将喜剧的终点引向泪海才得以实现主题升华的。以所谓的“人设”工业化概念替代人物塑造的生命逻辑，以时髦的大数据算法取代文艺创作的社会发现，诸如此类，不亦乐乎。

商业化的成功是喜剧从业者宏大的梦想，但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喜剧的基因是生活本身，如果生活变得悬浮和空洞，怎么能指望作者持续挖掘出生活的真金？余光中说，当你的恋人改名叫做玛丽，你怎能再为她写一阙《菩萨蛮》？我们也有理由杞人忧天——当地铁里的潦倒小子住进了豪宅，你怎么能让他再发现生活里的小辛酸？热闹喧嚣的市场泡沫里，喜剧的忧伤依然时隐时现。这，也是另外一种无解的喜剧的佯谬。

（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上面所谈的那种重复与变化的统一在建筑物形象的艺术效果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古今中外的无数建筑，除去极少数例外，几乎都以重复运用各种构件或其他构成部分作为取得艺术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就举首都人民大会堂为例。它的艺术效果中一个最突出的因素就是那几十根柱子。虽然在不同的部位上，这一列柱和另一列柱在高低大小上略有不同，但每一根柱子都是另一根柱子的完全相同的简单重复。至于其他门、窗、檐、额等等，也都是一个个依样葫芦。这种重复却是给予这座建筑以其统一性和雄伟气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形象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个例子是北京的明清故宫。从已被拆除了的中华门（大明门、大清门）开始就以一间接着一间，重复了又重复的千步廊一口气排列到天安门。从天安门到端门、午门又是一间间重复着的“千篇一律”的朝房。

再进去，太和门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成为一组“前三殿”与乾清门和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成为一组的“后三殿”的大同小异的重复，就更像乐曲中的主题和“变奏”；每一座的本身也是许多构件和构成部分（乐句、乐段）的重复；而东西两侧的廊、庑、楼、门，又是比较低微的，以重复为主但亦有相当变化的“伴奏”。然而整个故宫，它的每一个组群，每一个殿、阁、廊、门却全部都是按照明清两朝工部的“工程做法”的统一规格、统一形式建造的，连彩画、雕饰也尽如此，都是无尽的重复。我们完全可以说它们“千篇一律”。

但是，谁能不感到，从天安门一步步走进去，就如同置身于一幅大“手卷”里漫步；在时间持续的同时，空间也连续着“流动”。那些殿堂、楼门、廊庑虽然制作方法千篇一律，然而每走几步，前瞻后顾、左睇右盼，那整个景色的轮廓、光影，却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一个接着一个新的画面出现在周围，千变万化。空间与时间，重复与变化的辩证统一在北京故宫中达到了最高的成就。

画里阴晴（节选）

吴冠中

今春又路过故乡江苏宜兴县，热情的主人在匆忙中陪我去看灵谷洞。天微雨，主人感到有些遗憾。车窗外，雨洗过的茶场一片墨绿，像浓酣的水彩画。细看，密密点，点的嫩绿新芽在闪亮；古树老干黑得像铁；柳丝分外妖柔，随雨飘摇；桃花，我立即记起潘天寿老师的题画诗“默看细雨湿桃花”，这个湿字透露了画家敏锐的审美触觉。

湿，渲染了山林、村落，改变了大自然的色调。山区的红土和绿竹，本来并不很协调，雨后，红土成了棕红色，草绿色的竹林也偏暗绿了，它们都渗进了深暗色的成分，统一于含灰的中间调里，或者说它们都含蕴着墨色了。衣服湿了，颜色变深，湿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但湿了的大自然景色却格外地有韵味。中国画家爱画风雨归舟，爱画“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诗境。因为雨，有些景物朦胧了，有些形象突出了，似乎那位宇宙大画家在挥写不同的画面，表达着不同的意境。

我自学过水彩画和水墨画后，便特别喜欢画阴天和微雨天的景色，我不喜欢英国古老风格的水彩画。我已往的水彩画可说是水墨画的变种，从意境和情趣方面看，模仿西洋的手法少，受益于中国画的成分多。西洋画中也有表现风雨的题材，但西洋画中是将风雨作为一种事故或大自然的变态来描写的，很少将阴雨作为一种欣赏对象的审美趣味来表现。西方风景画之独立始于印象派，印象派发源于阳光。画家们投靠阳光，说光就是画面的主人，因之一味分析色彩与阳光的物理关系，甚至说“黑”与“白”都不是色彩，而中西画家大都陶醉于阳光所刺激的强烈的色彩感，追求亮、艳、丽、华、鲜……多半是从“晴”派生出来的。

曾有画油画的人说：江南不宜画油画。大概就是因为江南阴雨多，或者他那油画技法只宜对付洋式的对象。数十年来，我感到在生活中每次表现不同对象时，永远需寻找相适应的技法，现成的西方的和我国传统的技法都不很合用。浓而滞的油画里有时要吸收水分，娇艳的色彩往往须渗进墨韵……人们喜欢晴天，有时也喜欢阴天，如果阴与晴中体现了两种审美趣味，则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又画油画又画水墨，我的这两个画种都不纯了，只是用了两种不同的工具而已。头发都灰白了，还拿不定主意该定居到油画布上呢，还是从此落户在水墨之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