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

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于是应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的边界，必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旗帜是教化的道德，底线是强制的法律。

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的庸俗哲学，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不可。尤可畏者，是好些官员也盘桓在圈圈内，热衷私相授受。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斯隆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要诀之一即平衡与部下的关系。后人忆述：“要想和他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那前提就是你先离开通用。”同事中难免有兴趣契合者，但他严格自律，跟所有部属等距离交往，其理由是：“假如我和某些同事有极深的交情，自然会有好恶之分，就会影响我决策的客观性。”

硬件变，软件也须变。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选自《学习时报》，2013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