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①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②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已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③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身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④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做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⑤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⑥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⑦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斯人独憔悴

迟子建

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

每个人都有独具个性的生命存在方式，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比较充分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当然也未能免俗。

细细算来，从我开始小说创作至今所发表的三十万字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写下层人的生活的。这一回顾连我自己也略为吃惊。

我出生在北极村漠河，在那里度过了我孤独寂寞的童年时光。那里有我的外婆和外祖父，他们曾经给我讲过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我现在还常常回忆起当年讲故事的情景来。

晚饭过后，农人家里忙过了该忙的事情，就要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生活太单调，他们疲惫的呵欠声常常同日头一起落山。而且，那里一年难得看上一场电影，那么，晚饭之后的茶水和故事就是生活中最好的消遣了。每逢这个时刻，我就带着我心爱的狗（它叫傻子，后来我把它写入第一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和这条狗一起挤入听故事的人中，直听得心儿不知飞到哪里，仿佛魂都丢了似的。

那便是我最早的启蒙文学。它不是唐诗宋词，而是来源于民间的那种质朴而又奇诡、光怪陆离的故事。

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坐在夕阳西下的窗前，看着天边飞涌的那一团团金色的晚霞的时候，我仿佛在绚丽的晚霞中又看到了童年生活的每一个片段，我的心难以平静，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我的童年生活，二十岁那年把它整理成中篇小说，发表在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的《人民文学》上。

从此，我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这实在不是一条坦途，这实在不是一个美差。

我需要读大量的书来丰富自己的心灵，我需要走南闯北去看世界，而时间和日常琐事又常常打乱我的计划。

因而我的创作有它不可否认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它还没有达到从一个宏观领域的高度去把握和观照生活的那种让人叹服的洞察力。

必须承认，我将来如果不超越自己，只是在我的童话世界里流连忘返，那么我的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而超越自己是多么艰难。它要养精蓄锐几时、苦苦求索几时，才能获得一个瞬间的辉煌。

但我仍要孜孜以求那辉煌。不管它最终实现与否。

今年五月，在泉州附近的静峰寺山上，我看见了弘一法师的手书遗言：“悲欣交集”四个字。据说，他的出家一直是个谜，他出家后他的妻子曾跪在寺门外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他也不动一丝恻隐之情。我以为他伟大。而他临终的遗言却使我对他的伟大产生了怀疑。因为真正的出家人，无所谓悲，无所谓喜，而他生命之终极之时，仍能感受到“悲欣交集”，可见凡心难泯，他未能来一个彻底的超脱留与后人传说。但我左思右想，仍然认为他是伟大的。

他的伟大便在于他把自己难以超拔的心态毫不保留地馈予人间，还给人间一个真实。他便是不朽的了。

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是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写作的故事。巴尔扎克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留给人间的十部不朽的作品，早已闻名世界。他一生中唯独喜欢咖啡。每逢写作之时，他总要把咖啡壶放在写字桌旁，一杯一杯地饮下去。他创作的欲望和情绪在膨胀，而他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地垮下去。丰富的精神生活把他推到一个波涛汹涌的极致的境界，可渐渐衰竭的体力却把一个血肉之躯慢慢地推向上帝的虎口。

创作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销蚀的过程。

我们要完善自己，因而不怕销蚀。

（选自《姹紫嫣红开遍》，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既然有第一个，那么，他穿过三峡是在什么时候呢？三峡是大禹开凿的，那是古代神话，不是事实。考诸文献，《禹贡》里已有四川某些山川的记载，这篇最早的地理志，多数学者认为成于战国时期。巴郡和蜀郡也是战国时的秦开始设置的。似乎可以说，打开四川和内地的通路（包括北边翻越秦岭的蜀道和东边的三峡），大约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第一个人穿过三峡自然还要早一些。

那个时候，穿过三峡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呢？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南宋北派山水画家夏圭画的一个手卷《巴船下峡图》，画的虽是木船，却大得很，船舱是两层楼，篙工舵师有十几个。那长篙短篙拄在礁石上，巨浪狂扑，船舷攲侧，生死在毫发间的情景，至今想来还感到惊心动魄。夏圭画的是宋朝的船，由南宋上溯两千年左右的周秦时代，那时的船自然要简陋得多，也许只有原始的独木船了。用独木船穿过三峡，简直难以想象，可是那第一个人就是毫不含糊地这么做的。

再想下去。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决然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必定已有许多个，只是或者半路折回，或者中途遇难，没有走完三峡的全程而已。折回的和遇难的都为探明三峡的航道尽了力，但也给后来者增加了精神负担。折回的要说：“我试过了，是通不过的。”遇险的自己不会说，别人却要说：“还想冒险，不要命了吗？”也还会有一些旁观的、嘲笑的、反对的，嘁嘁喳喳地发议论，甚至上前拉一把。然而，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微微一笑，还是登上了独木船。

（节选自刘征《过万重山漫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