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节选）

贵和尚中，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们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民间广为流传的“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家和万事兴”“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等俗谚，以及流播千古的“将相和”“兄弟和”“姑嫂和”等历史美谈，便反映出以和谐为取向的社会心态趋势。中国人的贵和取向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宗法型社会，乡土社会稳定的生活秩序，聚族而居的血缘亲情，以及在落后条件下对互助协作的寻求，正是“和为贵”处世观念的现实基点。

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中”，既是认知事物的一种态度与方法，又是一种做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儒家又把尚中与贵和联系在一起，《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并造就了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鲜明特点。

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的“扶中”，应用于为人处世，则表现为凡事讲求适中，毋过亦毋不及，适可而止，恰如其分。正如中国传统处世箴言所说“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这些代表性言论，充分表现了传统处世之道中的中庸精神。正是因为具有“在观念的世界里和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国人几乎“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言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产生“厌恶”。“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

总的看来，贵和尚中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但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略。对“中和”气象的崇尚与追求，在消解缓和正面冲突的同时，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不满情绪表达的间接性和模棱两可、表里不一的市侩习气，人与人之间难以形成坦诚轻松的交流风格。更重要的是，对“中和”品格的推崇和执着，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助长了不求进取、反对冒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匮乏。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上面所谈的那种重复与变化的统一在建筑物形象的艺术效果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古今中外的无数建筑，除去极少数例外，几乎都以重复运用各种构件或其他构成部分作为取得艺术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就举首都人民大会堂为例。它的艺术效果中一个最突出的因素就是那几十根柱子。虽然在不同的部位上，这一列柱和另一列柱在高低大小上略有不同，但每一根柱子都是另一根柱子的完全相同的简单重复。至于其他门、窗、檐、额等等，也都是一个个依样葫芦。这种重复却是给予这座建筑以其统一性和雄伟气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形象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个例子是北京的明清故宫。从已被拆除了的中华门（大明门、大清门）开始就以一间接着一间，重复了又重复的千步廊一口气排列到天安门。从天安门到端门、午门又是一间间重复着的“千篇一律”的朝房。

再进去，太和门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成为一组“前三殿”与乾清门和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成为一组的“后三殿”的大同小异的重复，就更像乐曲中的主题和“变奏”；每一座的本身也是许多构件和构成部分（乐句、乐段）的重复；而东西两侧的廊、庑、楼、门，又是比较低微的，以重复为主但亦有相当变化的“伴奏”。然而整个故宫，它的每一个组群，每一个殿、阁、廊、门却全部都是按照明清两朝工部的“工程做法”的统一规格、统一形式建造的，连彩画、雕饰也尽如此，都是无尽的重复。我们完全可以说它们“千篇一律”。

但是，谁能不感到，从天安门一步步走进去，就如同置身于一幅大“手卷”里漫步；在时间持续的同时，空间也连续着“流动”。那些殿堂、楼门、廊庑虽然制作方法千篇一律，然而每走几步，前瞻后顾、左睇右盼，那整个景色的轮廓、光影，却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一个接着一个新的画面出现在周围，千变万化。空间与时间，重复与变化的辩证统一在北京故宫中达到了最高的成就。

【推荐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倚靠《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离“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数籍还是“付梓”“杀青”。像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板反应”。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板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选自朱光潜《咬文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