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列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用计算机模拟逃生

俗话说，人的行为是最无法预料的。如今这一说法受到了模拟群体恐慌的计算机模型的挑战。群体恐慌现象导致很多人在火灾或人群拥挤中丧生。匈牙利和德国的科学家认为，人群在紧急状况下的运动可以用方程式表达。这一计算机模型可以估量出从建筑物里疏散人群要用多长时间，以及有多少人可能被困或丧生在建筑物内。这一冗杂数学模型中的各项因子取自工程手册、有关人群灾难的统计数据和录像资料等。与正常状况相比，处于恐慌中的人群移动起来要快得多。开始人群挤成一堆，相互推搡，导致出口堵塞。接着，跌倒或受伤的人阻碍了人群的移动，使得人群更为恐慌。在这个时候，人群变得和兽群一样，大家为了求生向前冲，却忽视了其他的出口，因此经常带来凄惨的结果。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学和厄特沃什大学以及德国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的科学家，运行了一个模拟足球场观众席上逃亡人群的程序。这个包括200人的人群试图通过一个1米宽的出口逃命。他们发觉，担心的人群在出口四周集成了弧形。当方程式中的恐慌因子P增大时，弧形会渐渐压紧。导致那些被挤入出口的人纷纷倒地，从而进一步阻碍人群的疏散。这些讨论者把这种情况称为“欲速则不达效应”。他们说：“在发生火灾时，这种状况尤其让人觉得可悲，人们慌乱逃命反而会削减自己的生存机会。”他们建议说，除了确保建筑物有足够多宽敞的出口以便快速疏散人员之外，建筑师在设计建筑物时还应当在出口之前设置不对称的圆柱，来防止人群形成危险的弧形。建筑设计师应当保证出口走廊没有相对开阔的地方。这样的开阔处会使人流速度降低大约五分之一。因为人们到达开阔地带时，总会设法挤到他人的前面去，而当走廊重新变窄时，就会导致危险的拥挤。对于处在恐慌人群中的人员，讨论人员建议说。把个人主义和群体本能结合起来是逃命的最正确方法。一方面留心最近的出口，同时留意观看其他人是否也找到了出口。

【推荐2】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完成下面小题。

城市文脉

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人，那么城市文脉就是他的基因。城市的文脉，指的是与城市的内在本质相关联的，决定城市的产生、发展及城市形态的一切显性或隐性的东西。显性的东西包括人、建筑、景观以及环境中的各种要素；隐性的东西则是指那些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潜在的深刻影响的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社会习俗、心理行为作为一个城市诞生和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阶段留存下来的历史印记，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的根，一个城市的魂，一个城市特质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彼此区分的重要标志。

城市建筑是一个城市文脉的集中体现。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就在重申“场所精神”概念的同时引入了“时间维度”，提醒人们关注城市建筑的历史延续和人文价值。在城市中，建筑形式转化为一个地点的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了对事物的共同记忆，通过建筑语言的抽象化过程呈现出来，使记忆事件本身与都市建筑一起构成了场所精神，并成为都市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积淀成为需要后人加以善待的历史文脉。

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如果对于城市的文脉没有能够合理的继承与发展，就会出现文脉的断层。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建筑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语”现象：忽略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不再寻求彼此间的统一，成为一种创造孤独形象的游戏；盲目追求外在形式而忽视对城市文化内涵的反映；建筑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地方精神的阐释。

基于此，建筑设计应从诸如“形式、风格、艺术”等传统解读中走出来，去关注建筑在城市中设计开始的本源，去关注城市文脉，站在更广泛的层面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去寻找具有真正创意的、显现城市生命活力的建筑答案。有学者给出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好建筑”的六条标准：秩序和统一、表达、完整性、平面和剖面、细节、整合。这六条标准实际上就是从对建筑本身的要求角度间接反映“文脉”。

城市文脉是建筑的灵魂，建筑本身也具有文脉，而它本身也是更大范围内的文脉的体现。城市文脉的传承不仅仅是因为怀旧，更是要使城市充满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创造出高品位的、人性化的城市空间，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精神需要。我们看到，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独有的中国传统特色正悄然逝去，越来越多的历史遗存，正在被同质化工具化、平庸化，城市建设千篇一律现象日趋严重因此，城市文脉的延续在今天显得越来越重要。

（文章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数学是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为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学问，数学思维是按照数学规律考查和研究对象的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是抽象思维，属于高级思维形式。但是思维形式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常相互渗透。所以艺术活动中也常常渗透着数学思维。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数学思维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因和根本”。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本体论命题，也被运用于对艺术领域的分析。他们注重和谐的概念，而和谐离不开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距离的关系，是最早运用数学思维思考音乐和谐问题的学者。他的弟子阿尔居塔斯还研究了音程（音声与音声在高度上的距离）现象。毕达哥拉斯学派揭开了西方研究数学与音乐关系之序幕。后来，开普勒、伽利略、欧拉等思想家都对此做过专门研究。数学学说成为西方音乐思想的基础之一。

基于数量关系的和谐，能够说明数学思维在艺术领域运用的普遍性。在美术作品中也是这样。具有数学原理基础的透视法在绘画中的运用，是西方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对透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说：“任何人类的探索活动也不能成为科学，除非这种活动通过数学这种表达方式和经过数学证明为自己开辟道路。”他认为，绘画的目的是再现自然界，而绘画的价值就在于精确地再现，故而绘画是一门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其基础是数学。

对于形体的审美评价也倚重于数量描述。比如，大大的眼睛、苗条的身材等。反之亦然，五短身材、眼斜嘴歪等负面审美判断也是依据数量、位置等数学关系。因此，绘画构图中要考虑形体的结构和比例。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在绘画和设计中的运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简单的形体构图，色彩和明暗的设计也反映了数学思维。比如，色调的冷暖程度、色系或明暗的过渡，都有个比例关系。超过一定的比例就是夸张，背离了艺术的真实。比如，“明眸善睐”固然是女孩可爱的标志，但没有必要把人的眼睛画成探照灯的亮度。

当然，艺术的真实与客观真实并不等同。在绘画等艺术中的事物之数量关系不必完全与现实事物相同。艺术创造所运用的符号形式在尺度上本身就包含适当的弹性。比如，绘画固然可以反映现实中美的事物之原貌，但不必追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包括各种数量比例关系。这就是摄影技术出现之后，绘画并没有被取代的原因。

尽管如此，艺术的真实仍然不能脱离现实。中国画没有被视觉规律束缚，为想象和意境留有余地，却也没有过于偏离现实事物外形中蕴含的数量关系的规律。当人们欣赏水墨山水的时候，心中流淌的是和谐的旋律。另外，中国古代建筑讲究对称、方正。其中，既有审美的追求，也运用了数学思维。

文学领域当然也有数学思维。比如，中国古诗尤其是格律诗，每一句都有固定的字数。这种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当然也离不开数学规律。20世纪苏联教学家柯尔莫寻洛夫用数学方法对诗歌的节奏组级法进行研究，并创立了一门特殊的学科——艺术计量学。此外，雕塑、舞蹈等艺术领域显然也离不开数学思维。在历史上，音乐和绘画两个艺术领域更是能够反映出明显的艺术与教学思维的关系。艺术形式的数量规定性是教学思维沟通不同艺术类型的基础。

从数学思维的角度看，音乐并非仅是不同高度音声的排列。音乐的首要要素——旋律，也是一种数量关系。旋律指若于乐音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有组织，节奏的序列。这种序列由音高、时值和音量构成。旋律构成包含两个要素，即旋律线和节奏。在连续的旋律进行中，由于音高的走向而形成各种直线或曲线的形状，这些形状类似画面中线条的伸展或起伏，故被称为旋律线。旋律线在时间的横轴上展开，相继发出的不同音高的音 （即旋律线） 和各种音乐节奏的长短、快慢、停顿等表现职能相结合时，旋律才能形成音乐的种种句法和结构。这里，可以把旋律看成是音乐的几何图形。所以，音乐创作和欣赏也有数学思维的因素。

数学思维的介入，使得艺术领域不同部门之间有了沟通的渠道。有人曾将乐曲改编为绘画作品，同样能够给人带来审美享受。因为二者蕴含了类似的数量变化规律。

此外，研究表明，音乐具有启迪心智的作用。其中，数学思维的训练，或至少是数学规律的运用，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音乐教育中的数学思维进一步表明了数学思维与艺术的密切联系。实际上，音乐教育的方法就是数学思维的方式之一——几何学空间思维的运用。

艺术离不开数学思维。艺术的形式有数量属性，艺术的和谐本质上是数量关系的和谐。因此，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活动渗透着数学思维，不同艺术部门的沟通可以借助于数学思维，而艺术的教育活动也得益于数学思维。

（摘编自陈玮缤《把握艺术中的数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