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各题

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以红质黑纹的彩陶为其特征。其后的龙山文化，则以薄质坚硬的黑陶为其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和器物上的花纹判然不同。黑陶上也有这种刻划，但为数不多。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经变故后留下的少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彩陶上的花纹。结构虽然简单，而笔触颇为精巧，具有引人的魅力。其中有些绘画，如人形、人面形、人着长衫形、鱼形、兽形、鸟形、草木形、轮形（或以为太阳）等等，画得颇为得心应手，看来显然在使用着柔软性的笔了。有人以为这些绘画是当时的象形文字，其说不可靠，当时是应该有象形文字的，但这些图形，就其部位而言，确是花纹，而不是文字。

在陶器上既有类似文字的刻划，又有使用着颜料和柔软性的笔所绘画的花纹，不可能否认在别的质地上，如竹木之类，已经在用笔来书写初步的文字。只是这种质地是容易毁灭的，在今天很难有实物保留下来。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幸运地还有万一的保留，那就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幸运的发现了。

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

【推荐2】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乡土中国

“人治”和“法治”相对称。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基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

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统治的所谓人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纵观古今，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能让人们追捧和普遍赞誉的，往往是雅俗共赏的。我很佩服唐诗、宋词、元曲，深入浅出，朗朗上口，数千年过去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唐代的李白、杜甫非常出名，因为通俗而妇孺皆知，同时代还有李商隐和杜牧，俗称“小李杜”，知名度就要小很多。其实“小李杜”的诗歌创作水平也非常高，艺术造诣并不亚于李白、杜甫，但相较之下，他们的诗歌偏雅，正因为曲高和寡，所以受众面和老百姓的接受度就少了很多。

还有像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本来这些都是高深的哲学问题，由于他的“度”把握得很好，没有深奥晦涩的说教，一读就懂，但学术性、理论性、辩证法仍然非常强，很了不起。

从作品欣赏者的角度，我并不是完全反对“曲高和寡”的说法，但问题是有些艺术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曲高”？当下也有很多书画作品打着“曲高和寡”的旗号，欺世盗名，以“丑书”“丑画”自诩，似乎别人看不懂的就是“高级”的。更有些作者无视创作的基本规则，或者说并没有真正弄懂吃透，反以创新者自居。纵观当今的中国文艺界，这样的怪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形画不准说是变形，不懂色彩的乱画说是野兽派。

此外，我们透视高雅和通俗，随着地域、空间、时间的不同，加之“高手”们的引领，人们的理解力和接受度也会不一样。例如荷兰画家梵高的审美是超前的，活着的时候穷困潦倒，只卖出了一幅画，而现在他的绘画作品屡创世界拍卖的天价。还有中国的黄宾虹，生前就断言“我的画要50年以后大家才能看得懂”。因此，一方面是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好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作者对观者审美能力的期待。

（摘编自蒋跃《雅俗共赏：艺术家的顶格责任》）

材料二：

昆曲，是明代发展起来的高雅艺术，特别是魏良辅创制了水磨调之后，深受士大夫们的喜爱，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过于优雅、缓慢，缓得有时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都要拆开来唱，慢慢就脱离了群众，最终为京剧所替代。京剧原本并不好“京”，是由地方戏发展而成。前些年曾举行过徽班进京二百年纪念活动，这就是说，它成为京戏，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当初它与昆曲争夺文化市场，叫作“昆乱之争”，或称“花雅之争”。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二簧调等，统称为乱弹。京戏的文化底蕴远不及昆曲深厚，不但剧本不及昆曲有文采，唱腔不及昆曲雅致，而且有些唱词说白还语法不通，但是，在竞争中它却胜出了，最终成为戏曲中的头牌，冠以“京剧”之名。

可见，剧种的发展，并不在乎其高雅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文化市场的接受程度。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艺作品不是理论，但其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关系，则是相同的。昆曲在明朝能够得到高度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明朝虽是一个极权主义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商品经济获得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在江南富庶地区，商人和士人还是有文化享受的空间的。高雅的昆曲就是在这种生活空间里发展起来的。到清兵入关，商品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江南士人备受压制，高雅文艺自然也丧失了许多接受空间，昆乱之争，以乱弹取胜，也在所必然。有些京剧名伶，还走进宫廷，成为皇家的供奉，地位之高，很受时人的羡慕。

昆曲本来也是俗文艺，后经文人艺人之手，发展得雅致起来，但过雅之后，却又成为小众化艺术，其统治地位逐渐被乱弹所代替。不过，作为一个剧种，昆曲并没有在剧坛消失。拍曲，仍是一些士子的雅好；少数昆剧团，也还存在，只是盛况不再；有些昆曲演员，同时也兼唱京戏，成为京昆双栖演员。

使昆曲重放异彩的，是一九五五年由黄源主持改编，由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当时昆苏剧团虽然还存在，但已衰落不堪，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非常艰苦，所演也只是一些旧戏。《十五贯》就是古人根据冯梦龙所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文改编的旧戏，《缀白裘》中就有。黄源看到了这出戏包含新的思想价值，针对当时肃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突出了实事求是精神和调查研究方法，改编成功，深受观众的欢迎，也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肯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出发，为老剧种的新生作出肯定。《十五贯》的改编演出成功，对昆曲的新生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吴中杰《雅俗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