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合欢树》选段，回答问题。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推荐2】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选自傅斯年《我所敬仰的蔡元培先生》）

【推荐3】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李忠义是一个工人。

他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活得也很艰难。他从小患有腿疾，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个子不高，头发有些发白，近乎丑陋的脸上还有一块疤。因为腿疾，单位安排他当收发员，无非是分发报纸信件。李忠义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后，就常到工地去转转。技术活他插不上手，可他总能找到自己能干的活儿：道路坑洼他去填平，排水沟堵了他去疏通，散落的砂石他细心地堆积成方，散放的管材他整理成行。他眼里总有活儿。夏日，酷暑难当，他主动去食堂帮厨，吃力地把解暑的绿豆汤担到工地，自己渴了却忍着不喝。冬日，他常常夜半巡夜，生怕工棚生火酿成事故。每天清晨大家走出工棚，总会看到皑皑雪地上，有一串串高低不平的足印。

他文化水平不高，却在工地醒目的地方立起一块黑板，用他笨拙的字迹，将每日新闻、安全警示和天气预报写在上面，虽然版面不很美观，却很受卫友们的欢迎。

别人有困难他跟着着急，别人高兴他跟着快乐，别人痛苦他也跟着痛苦。一次，一个工友半夜发烧，他背着工友顶着风雪去医院，跛着腿跑来跑去，整整陪护了三天。工友病愈出院了，他却病倒了，一病就是一星期。

大凡地位卑微的人头就扬不起来，位尊显贵的人头就低不下去。李忠义却在命运面前不低头，也从不抱怨生活对他的不公。他充实地、忙忙碌碌地打发每一天，用他炽热的胸膛温暖冬天，用他辛勤的汗水融化冰雪。一次，工会到工地放露天电影，放到一半时，风把银幕掀落，正在大家焦急之时，只见一个笨拙的身影，蹬着“巴驹子”攀上柱顶，吃力地把银幕重新拉好。电影又重新放映，场内响起掌声。

可就在那个冬季的一天，李忠义值了一宿夜班，不知是过于劳累，还是那天风雪太大，经过一个无人铁路道口时，竟被呼啸而来的火车刮倒，被人发现送往医院，已经无救了。一个普通而平凡的生命，在一个朦胧的冬晨消失了。

送别的那天，工友们都来了，他们穿着汗渍的工装，甚至有的还背着工具，戴着安全帽，他们要最后送他一程。悼词写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听到，哀乐从哪里飘来他们没有听到，只听任奔涌的泪水顺颊而下，淋湿了衣衫，打湿了脚下的土地。李忠义需要休息了，他安详地合着双眼，那花白的头发在人们无尽的哀痛中，似乎还在微微抖动，像一朵成熟了的蒲公英，飘飞在瑟瑟的寒风中。

他的生命太短暂了，没有壮怀激烈；他的人生太淡然了，没有光华闪烁；他的业绩太平凡了，没有风云叱咤。李忠义是一个工人，但更是一个好人，在工友的心中，他就是一座山、一条河。

天空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那么多的星星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不管大的小的、远的近的，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云彩遮住了它们，它们也会躲在后面熠熠发光。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选自《读者》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