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比格尔号皇家军舰上充当自然学者的时候，我曾深深地被栖息在南美洲的生物分布的一些事实以及该洲现存生物和古生物在地质上关系的一些事实所打动。本书以后几章将要叙述这些事实。归国以后，在1837年我就想到，如果耐心地搜集和思索可能与这个问题有任何关联的各种事实，也许能够对于这个问题得到一些了解。经过了五年的工作之后，我曾专心思索这个问题，并且写出若干简短笔记。1844年，我把这些简短笔记扩大为结论的纲要，这些结论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我曾不间断地专心于同一事物的研究。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讲这些私事，我之所以说明这些事情，是为了要表明我并没有轻率地下结论。

现在（1859年）我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但是因为要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年月，又因为我的健康很坏，所以被催促来发表这个“摘要”。特别诱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华莱斯先生现在正在研究马来群岛的自然史，对于物种起源，他得到了差不多与我完全相同的一般结论。1858年，他寄给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并且要求我把它送给赖亦尔爵士，后者把这篇论文交给林那学会，并刊登在第三卷会报上。赖亦尔爵士和虎克博士都是知道我的工作的人，虎克博士曾读过我1844年的“纲要”。他们给我荣誉，认为可以把我的原稿中的若干提要和华莱斯的优秀论文同时发表。

我现在刊印的这个“摘要”必然是不完善的。我不能在这里为我的一些叙述提出参考资料和证据。我期望读者对于我的正确性能有若干信任。我虽然时常注意，只信赖良好的证据，但是无疑错误还是会混入的。这里我只能举出我所得到的一般结论，用少数事实来作说明，但我希望这样做通常可以把事情说清楚。没有人比我更感觉到有把结论所依据的一切事实和参考资料在这里详细刊印出来的必要，我希望在将来的一部著作中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十分清楚：本书中所讨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不能引用事实来作证，而每一论点显然往往会引出一些与我所得到的完全相反的结论。只有对于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的事实和论点加以充分地叙述和比较，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但这里不可能这样做。

（选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绪论》）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美国的自闭症发病率不断攀高，因此在自闭症研究领域，美国也是投入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迈克尔·维格勒教授，就是一位从事自闭症研究的科学家。

维格勒教授说：“自闭症儿童身上表现出的基因变异中，约有3/4是从父亲那里遗传而来的。父亲年龄越大，其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就越高。”

维格勒教授特别关注的是，在自闭症儿童中表现出的一种叫“de novo CNV”的变异。“de novo”是拉丁语，意思为“新的”，指“父母身上没有体现，而在孩子身上新出现的变异”。比如，父亲的A基因是正常的，而孩子的A基因产生了新的变异，就被称为“de novo变异”。而“CNV”是“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拷贝数是指DNA片段复制重组时的个数）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也就是说，de novo CNV是指“父亲的染色体组中如果有两个A片段，而在其后代的染色体组中却减少到1个或者增加到3个”这一类的变异。

维格勒教授等人得到了美国一些自闭症儿童及家人的协助，对约1000组亲子的染色体组的差异进行了完整检查。结果，他在自闭症儿童中，成功的找出了12种高频率出现的de novo CNV。

维格勒教授说：“更有意思的例子，是在8号染色体的某区域中所找到的de novo CNV。这里含有威廉姆斯综合征的致病基因。与自闭症儿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患有威廉姆斯综合征的儿童从很早就开始说话，经常找寻人的目光。而且，如果该基因个数减少的话就是威廉姆斯综合征，而自闭症儿童则是该基因的个数增加。

维格勒教授的研究表明，由于某些de novo变异导致的自闭症，可能占了全部自闭症发病数的一半。他推测，恐怕有数百种基因都与自闭症有关。

有的孩子3岁时就被确诊为自闭症，有的是在六七岁以后，这时孩子的大部分发育已经完成。如果可以找到标志性的基因，就可以在更早的时候诊断出自闭症，也就可以更早地进行必要的治疗。

那么，将来是否可以治愈自闭症呢？维格勒教授这样回答：“引发自闭症的基因变异，多是染色体组中的2个基因中的1个无法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由该基因产生的蛋白质数量减半了，从而引发了自闭症。因此，如果可以找到人为地提高剩余的那个基因的作用能力的方法，这种类型的自闭症应该就可以治疗了。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应该会有一些进展。”

针对急速增加的自闭症，科学家正在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但是仍然无法把握它的全貌。或者说，越是研究自闭症，越是发现这一发育障碍其实非常复杂。

实际上，把“各种原因或机制导致的发育障碍”全部概括成为自闭症，可能也是无奈的现实。解开各种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线，努力一一找出隐藏其中的因果，这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材料一：

世界已经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是欧洲主导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之一。一系列基于民族认同、以民族为行为主体的主权国家建立起来；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急切渴望步入这一行列。作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的单位和行为体，民族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中国只是在19世纪末由于实力的差距不得不加入由西方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因而才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此后的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将自己描述为民族国家而非文明国家，尽管其首要的身份和主要特征明显如此。现在，中国的身份同时具有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双重属性。从历史和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无疑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作为积贫积弱的后果，它又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正如白鲁恂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帝国。”然而，未来这两种身份将如何演进、互动乃至冲突，至今仍无定论。

中国学者金观涛说：“（中国）存在的唯一模式就是从历史中重生；除了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启迪和力量之外，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令中国人接受的机制与现实抗争。”中国学者黄平写道：“中国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几乎今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与历史密切相连，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不仅仅是学者，公务员、企业家和老百姓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他们都活在历史中，承载着历史，为历史代言。”杜维明评论道：“当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谈论杜甫的诗歌、司马迁的《史记》、孔子的《论语》时，他们言谈中透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人们将杜甫、司马迁、儒家学说与现实生活融合在了一起，表明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① 。

② 。其不仅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更是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基本上就是从文化因素，如语言、家庭规范、社会关系结构等衍生而来的，而非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其次，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政治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第三，维护、保持这种文明的统一性，被视为国家的神圣职责，因此国家被赋予了远超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第四，尽管鲜为人知，但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性的文明国家。接受了并且需要一种基于地区多样性的多元化。第五，文明国家这一特征对中国的影响绝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至少有两千年之久。这的确令人称奇。历史一直在对当下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当下行事的指南和标尺。“文明”一词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遥远、间接的影响和消极、被动的存在。然而，在中国，历史和文明均是鲜活地持续至今：中华文明这一理念，并非一个静止的、毫无生气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鲜活的、动态的有机体，为中国人界定国家和自我认知提供了最主要的认同与认知背景。

（摘自英国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材料二：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简陋的西方话语所说的所谓“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种过分简约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远为丰富。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不断的存在，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还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在中国模式的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中国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③ 。

④ 。反之，如果中国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优势恐怕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也可能会变成自己的最大劣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崛起对中国自身，对整个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伟大意义。

（摘编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