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国天下”意识作为积极的入世精神，将个人发展的诉求与社会进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道德自觉，社会成员才具有了责任担当、价值共识。

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内心的“天人合德”实际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的相生相与，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规律和人世伦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爱原则也是动态原则，原始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主张“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释“仁”，把原始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使“仁”升格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它成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施政方针。“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扬。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代生物死亡后，承载其遗传信息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成为重建古生物演化史的重要工具。这一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2l世纪初，受益于人类全基因组的发表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古DNA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该领域奠基人斯万特·帕博开创性地解决了DNA污染问题，搭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古DNA研究超净室，并设计出超净室工作规则。其团队据此重构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发现了丹尼索瓦人——首个仅通过古分子证据而确认的已灭绝古人类。

古DNA提取物中常含大量污染DNA，真正有用的DNA分子信息常常不到测序数据的1%。科研人员用DNA捕获技术——通过设计DNA或RNA探针，像钓鱼一样把目标古DNA从海量的污染DNA中“钓取”出来。该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古基因组研究，目前超过2/3人类古基因组数据来自叫“1240k”探针组的捕获数据。该技术不仅使古DNA测序效率大大提高，还能有效从棘手样本中得到足够数据。典型例子是中国古南方人群的基因组研究。我国南方温暖潮湿环境和酸性土壤不利于古DNA保存，使得这片区域的古DNA研究一度处于空白。得益于此技术，广西古南方人群的基因组研究揭示了在农业传播前，东亚和东南亚人群已有大量交流。

沉积物DNA分析是一种新兴古DNA分析技术，它可不依赖骨骼化石而从“土”中提取古生物遗传物质。此方法弥补了人类化石可遇不可求的缺憾，极大扩展了研究对象，打开了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人群演化的新窗口。2020年，中国科研人员从白石崖溶洞遗址沉积物中钓取35个样品的242种哺乳动物和人类线粒体DNA，并使远古人类DNA得以富集。这些古DNA与遗址的骨骼遗存相印证，证实犀牛、鬣狗等动物的存在。这些古DNA还揭示该地四个地层有灭绝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线粒体DNA。这是首次在丹尼索瓦洞穴之外的地方发现丹尼索瓦人，是支撑其曾分布广泛的有力证据。

自2010年起，中科院建立了国际一流水平的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以古DNA技术为核心，主攻古人群基因组研究，并行开展动物古基因组、共生微生物及病原微生物演化、古蛋白质等衍生研究。2016年首次详细绘制出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2017年对田园洞人个体进行DNA测序，实现中国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最古人类的第一个全基因组测序。2018年建立自动化实验平台，该平台实验速度快，精确度高，产量高，产出了系列重磅成果。例如，揭示东亚早期现代人的遗传多样性及长时间尺度下动态演化图谱；阐明华夏族群万年来的遗传连续性及不同文化人群的迁徙融合历史；明确以台湾岛阿美族和泰维族为代表的南岛语族与福建内陆古人群同源。这些研究，更新、补完或修正了国际学术界相关学术假说，为阐明华夏族群的形成过程及追溯南岛语族源流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选自邓涛《当古生物遇到新科技》，有删改）

【推荐3】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艺术家欣赏自然，和西方人欣赏自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中国人的“神”的观念很淡薄，“自然”的观念中虽偶然杂有道家的神秘主义，但不甚浓厚。中国人对待自然是用乐天知命的态度，把自己放在自然里面，觉得彼此尚能默契相安，所以引以为快。陶潜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诸句最能代表这种态度。西方人因为一千余年的耶稣教的浸润，“自然”和“神”两种观念相混合。他们欣赏自然，带有几分泛神主义的色彩，人和自然仿佛是对立的，自然带着一种神秘性横在人的眼前，人捧着宗教的虔诚向它顶礼。神是无处不在的，整个自然都是神的表现，所以它不会有什么丑恶。

在卢梭看来，自然本来尽善尽美，有人于是有社，有文化；有了社会和文化，丑恶就跟着来了。诗人华兹华斯也是这样想的，他在一首诗里劝告书呆子们“站到光明里来，让自然做你的师保”，“自然所赋予的智慧是甜蜜的，好事的理智把事物意义弄得面目全非，我们用解剖去残杀”。这种泛神主义的自然观决定了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态度。

自然既然是尽善尽美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模仿自然。“模仿自然”本是西方艺术史中一个很古老的理想，古希腊人对艺术的定义就含有“模仿”，柏拉图反对艺术，就因为它只模仿感官世界。这种艺术观在历代都有攻击者和拥护者。近代作家中拥护“艺术模仿自然说”者以英国作家罗斯金为代表。依他看，人工造作的东西无论如何精巧，都比不上自然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座希腊女神的雕像，有一个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的一半美。”最自然的就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最美的。“凡是美的线形都是从自然中最常见的线形抄袭来的。”例如希腊有柱无墙平顶式的建筑模仿的是剪去枝叶的树木，“哥特式”尖顶多雕饰的建筑模仿的是连枝带叶的树林，罗马圆顶式的建筑模仿的是天空和地平线。因此，罗斯金劝建筑家们到树林里去从自然出发研究建筑原理。自然既已尽美，所以艺术家模仿自然，最忌以己意加以选择。他说：“完美的艺术都能返照全体自然，不完美的艺术才有所不屑，有所取舍。”罗斯金的论调并不是孑然孤立的，19世纪法国雕刻家罗丹的《罗丹艺术论》也差不多与此一致，他说：“第一件要事就是坚信自然全美，记得这个原理，然后睁开眼睛去观察。”

在罗斯金、罗丹和一般自然主义者看来，自然本来就尽善尽美，艺术家唯一的成功捷径就是模仿整个自然，丝毫不用选择。这种理论显然有一些问题。美丑是相对的名词，有比较然后有美丑。如果把自然全体都看成一样美，就没有分别美丑的标准，就否认美丑有比较，那么，“美”也就漫无意义了。艺术的功用如果是在忠顺地模仿自然，那么又何须艺术呢？艺术的功用原是弥补自然的缺陷，如果自然既已完美，艺术便成赘疣了。

（选自朱光潜《自然美与自然丑——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错误》，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