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在家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家庭居于基础地位，家教和家风都要在家庭之中涵养。在家庭建设方面，中国古代具有注重婚姻、注重夫妇、注重教子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也非常重视教子，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重心是德行教育和规矩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教育，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教育。

那么，家教与家风又是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家教是一个家庭的教化，它可以体现为家训、族规，也可以体现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家风则是一个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风尚气质，是一个家庭中所有成员共有的精气神。中国古代的家教、家风建设，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父训母教，      ①      。在古代，父亲读书有文化，作用更多体现在规矩的制订上；而母亲一生大多围着家庭转，她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规矩的实践与维护上。父训母教的配合，其实也就是言传身教的配合，它让家教不仅具有高度，更具有温度。今天，中国的家庭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有文化，母亲也有文化；父亲有工作，母亲也有工作。正因为如此，相互协作、言传身教才显得格外重要。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丧偶式育儿，为什么这种育儿方式如此招人反感呢？就是因为父母之间的协作和配合不够。

第二，      ②      ，底线思维。德行不是一句空谈，而是体现在家庭生活、邻里关系的方方面面。《朱子家训》云：“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这其实表现的就是古代仁爱的美德。另外，中国所有的家训、家教都不是顶点设计，而是底线教育。不求贵而求不贱，不求富而求不饥，不求立而求不倾，不求达而求不败，这样的底线思维，是中国古代家教最重要的智慧之一。近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官员落马，他们忏悔的时候，往往会谈到丧失理想信念，突破人生底线，这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就从反面彰显了德育优先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第三，化家为国，      ③      。古代讲家国同构，家庭道德可以外化为社会道德、政治道德，家庭秩序也可以外化为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正因为如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才会成为古人为政的基本认识。中国古代的家训、家教虽然立足于家庭，但绝不局限于家庭，而是有着鲜明的国家意识。《朱子家训》云：“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不是为了谋私利，而是要心存君国，志在圣贤。这是中国古代家教的特点，它不仅考虑着家庭，也考虑着国家，这让中国的家教、家风能够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同时与家道、国运密切相关。古往今来，无数人舍小家，为大家，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一个“健全”，一个“加强”，再次彰显了家校社协同育人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体现了家庭教育这件“家事”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是家庭的私事，而且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要事和全局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必须正视当下我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如部分家长缺乏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把孩子看成“私人财产”，使孩子的身心不能全面健康发展；家校社之间缺少有效沟通与交流，家庭教育被卷入学校化和知识化的误区；社会关心和支持家庭教育的力度不足，“教”上不同频，“育”上难共振等等。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家长应担起家庭建设的主体责任，树立家庭是孩子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的责任意识，家长要正身，正言，正行；家长要站在少年儿童的立场，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家长还要树立和落实“陪伴是最好的教育”的家庭教育理念，多花点时间与孩子开展有意义、高质量的亲子互动，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需要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事关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事关培养党和国家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正家而天下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可见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有机统一、协同育人，共同画好培养健康下一代的“同心圆”。家长应让家庭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场域，让家庭教育回归和创造美好；学校要贯彻“家长是学校的同路人”的办学策略，实施开放办学，让家长成为家校共建的积极因素和有效资源；全社会应该关心并支持家庭教育，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加大家庭教育指导资源的开发力度；家校社要构建起全员沟通、全程协同、全方位互补的“大育人”格局。

（摘编自叶青《站在国事的高度办好家庭教育》）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它承负传统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工智能安全性问题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它能否真正超越人类，而在于它是否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工具和人类是否对其拥有充分的控制权。就像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那样，虽然它们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但人类拥有绝对控制权，所以人们相信它们是安全的。

为了实现对其控制的目标，首先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进行限定。虽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人类智能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目前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还远不如人类智能。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信息存储、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让它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做人类的高级智囊，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在人类。比如，当我们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评估危险程度，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但是否应该发动战争、如何作战等重大决策，还是需要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正如霍金斯所说的那样：“对于智能机器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太过于依赖它们。”

与限定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类似，我们也需要对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定。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是有可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短短六十年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它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从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高度重视的现实情况来看，想要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是不现实的，但为了安全起见，限定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们应当还需要成立“人工智能安全工程”学科，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与规范，确保人工智能不能自我复制，以及在人工智能出现错误时能够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安全。人们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担忧的另一主要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的复制能力远胜于人类的繁衍速度，如果人工智能不断地复制自身，人类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因此，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中，对人工智能的复制权必须掌握在人类手中。同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控制许可制度，只有人工智能产品达到安全标准，才允许进行商业推广和使用。

从源头上看，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造成的，可见，科学技术研究并非无禁区。技术的发展成熟固然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但任何技术都有不确定性，且科技产生的问题通常不能仅仅依靠科技本身得到圆满解决。因此，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还需要充分发挥外部进路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