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仿佛以为知、好、乐是三层事，一层深一层；其实在文艺方面，第一难关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乐。知、好、乐三种心理活动融为一体，就是欣赏，而欣赏所凭的就是趣味。许多人在文艺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于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当然不会盛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听琴，不起作用。这是精神上的残废。犯这种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确，于是趣味低劣，缺乏鉴别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恶劣作品疗饥过瘾，以为这就是欣赏文学。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个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难免窄狭，像上文所说的，被囿于某一派别的传统习尚，不能自拔。这是精神上的短视，“坐井观天，诬天藐小”。

要诊治这三种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剂是扩大眼界，加深知解。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生长在平原，你说一个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谅，但是你错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见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计得准确，你必须把世界名山都游历过，测量过。研究文学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类心理都有几分惰性，常以先入为主，想获得一种新趣味，往往须战胜一种很顽强的抵抗力。许多旧文学家不能欣赏新文学作品，就因为这个道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起初习文言文，后来改习语体文，颇费过一番冲突与挣扎。在才置信语体文时，对于文言文颇有些反感，后来多经摸索，觉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灭的价值。专就学文言文说，我起初学桐城派古文，跟着古文家们骂六朝文的绮靡，后来稍致力于六朝人的著作，才觉得六朝文也有为唐宋文所不可及处。在诗方面我从唐诗入手，觉宋诗索然无味，后来读宋人作品较多，才发现宋诗也特有一种风味。我学外国文学的经验也大致相同，往往从笃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对甲派重新估定价值。我因而想到培养文学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来非我所有的征服为我所有。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道：“一个诗人不仅要创造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我想不仅作者如此，读者也须时常创造他的趣味。

走向明天的三峡文化

李禹阶

在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存在着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相对稳定而又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化形态，这就是三峡文化。三峡文化是在区域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人文氛围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作为连接长江流域上下游的咽喉要道，三峡是串接长江下游吴越文化、中游荆楚文化、上游巴蜀文化的人文走廊、信息交流渠道和物流通道，是中国东西部人类文化与信息交通的走廊要道，而峡江两岸鬼斧神工的地理奇现，雄、壮、险、奇的天然美景，又形成富有人文色彩的三峡百里画廊，构成三峡山水文化的奇幻性、神秘性、浪漫性特征。三峡盛产的盐、丹资源，是古代社会重要的经济资源，故人们以之为中心，形成富有盐丹资源文化特点的三峡文化与社会生活特色。由于山高峡急、岭峻谷深，造成交通不便，当地民众生存条件艰辛，性格耿直剽悍。三峡文化正是在这么一种地理空间和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性文化，是独有的大河流域走廊文化、神秘山水文化和盐丹资源文化的结合体。

从商周时期的巴族开始，三峡文化就在巴、楚、蜀等文化的交融中开始形成。自两千多年前秦灭巴、蜀、楚，中原文化的融入，使三峡文化发展到新的阶段，并在历史发展中绵延不绝。明清以来，几次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移民，使三峡地区的民众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其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发展。近代以来，三峡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区域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其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但是几千年来，由于独特生态环境的影响，三峡文化中的基本文化内涵一直保持下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主线与传统。

在三峡神秘山水间，云遮雾罩，烟雨朦胧，霞蔚虹霓，常常给人奇幻、缥缈的感觉。源自三峡的巫文化、易理哲学与山水文学，均与这种奇幻、浪漫的山水文化有关。宋玉《神女赋》《高唐赋》，以“巫山云雨”为题材而至今为人思念；唐代诗人元稹《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将巫山云比之沧海水，将霞蔚霓蒸的巫山云雨诵到极致。正是三峡神秘，奇幻的山水，产生出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和浓郁深厚的人文特色，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三峡的艰难险阻，万丈狂涛，涡漩千回百转，惊心动魄，又使得诗人游子望而生悲：在三峡的山水文学、易理哲学，乃至纤夫的川江号子之中，常常表现出那种悲怆之情。最典型而奇特的，是自古以来流传甚多的三峡咏猿诗。如唐代诗人杨炯“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高适“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元人赵孟颊“古今离恨拔难平，惆怅峡猿声”等，皆借猿的悲鸣声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怀与境遇。因此，在三峡文化中，奇幻山水产生的浪漫主义与万丈狂涛、千回百转的惊心动魄共同组成了其人文情怀的特性，使浪漫性与沉郁性、悲怆性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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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钩沉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2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