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人的步行

何立庆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徨、踟蹰、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选自《古代“步行”杂说》，有删改）

【推荐2】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科学报》：2003年“非典”开始，我们和冠状病毒已经打了好几次交道，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饶子和：冠状病毒种类繁多，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在2002年以前，冠状病毒虽然对畜牧业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对人类危害尚小，可能会引起人们熟悉的普通感冒。但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SARS冠状病毒引发了令全球恐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俗称“非典”）疫情。SARS冠状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其实是蝙蝠，由于人类活动或其他偶然原因，该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而引发了重大疫情。虽然此后断断续续有新的冠状病毒被发现，但似乎并没有引发人类的重大疫情。

在沉寂了10年之后，MERS冠状病毒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种种迹象显示，ME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仍然有可能是蝙蝠，但这次疫情是由骆驼传播导致的。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又引发了疫情。

这几次冠状病毒疫情，都是本来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导致的。这提醒我们，保护好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或许是远离野生动物病原感染的最好方式。减少对蝙蝠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避免这些天然宿主与人畜的密切接触，这对防止传染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摘编自李晨阳、丁苏雅《专访饶子和：面对疫情我们不慌》，《中国科学报》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为什么新型病毒总是寄生在野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而这些病毒对于这些动物自身没有构成严重的危害呢？

杨占秋解释说，病毒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必须寄生于生命体才能存活，而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所以各种生物成为病毒的储存库。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致病性比较弱，而有些动物身上的病毒在长长的传导链条上通过多次变异，从而变得攻击性非常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免疫学专家2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很难对它们进行全面管理，野生动物的防疫工作是很难开展的，所以野生动物会有很多潜在的病原体感染，并且由于在野外生存，人类也很难对动物感染的病原体进行检测。

杨占秋介绍说：“当这些病毒寄生于其他生命体时，并不表现为疾病，因为病毒需要依靠长期寄生在动物身上来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宿主生病，宿主对病毒也具有相应抵抗力。”但当病毒开始向外传染，在不同的中间宿主间传染时，就容易出现变异，产生使宿主生病的后果。

动物经过人类驯养之后，是不是身上病毒的危害性就小很多？杨占秋对此予以肯定。他告诉记者说，野生动物和饲养动物身上都存在病毒，区别是量的多少。因为饲养动物环境比较干净，或者是人为消毒处理，不利于病毒生长。有时，同一种病毒在家禽家畜身上与在野生动物身上表现的特性并不一样。因为病毒要生存，必须适应不同的宿主环境。上述免疫学专家认为，如果对于饲养的野生动物没有进行有效检疫，那这些动物体内还是可能会有病原体存在，并可能会在人工饲养下不断传播，甚至发生变异，产生对人体更强的传染性。

（摘编自倪浩、范凌志、任重《野生动物为何易成病毒传染源》，《环球时报》2020年1月23日）

材料三：

根据新华社1月26日最新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此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曾表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等。

事实上，除了一些野生动物“老饕”，多数人很少或者只是偶尔食用野生动物，但仅仅这些“偶尔”就可能让民众为大面积疫情暴发买单。要知道大部分野味市场的环境都非常恶劣，臭气熏天的宰杀现场，来路不明甚至带着大量寄生虫和传染病的野生动物，以及死后变质仍然出售给餐馆的野味，这些未经检疫的食品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为疫情的暴发埋下了祸根。

对于食用野生动物，法律已有相关规定。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部法典中“重点保护动物”字样一共出现了53次，而对于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规定则相对模糊。

我们应认真反思：这次新冠疫情代价惨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不应是防治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必须持续下去，不断动真格！后续立法、执法力度应继续加强，彻底切断野生动物食用消费的灰色产业链，斩断疫情暴发的祸根。

（摘编自孔德明《不能有下一次了！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必须动真格》，半月谈网2020年1月27日）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摘编自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及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哈佛大学研究教授杜维明称，儒家思想是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其倡导的包容、平等，正是不同文化间交流对话的基础和中介。

他认为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于西方文明中“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为人准则。前者以对等精神作为交流的前提条件，抱着开放和接受的态度去听取别的声音。而后者坚持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定对别人也好。自信加上自我正确的心理，常易成为人类沟通的抑制性因素。“如果被注入劝导、说服甚至转化别人的热情，就会产生相反效果，使对话变成一场灾难。”

杜维明阐释说，儒家的价值导向是专注于现世，倡导敬畏上天的创造力和无穷的宇宙改造力，同时也倡导人的主观作用，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为宇宙改造的参与者和进化过程的共同创造者，儒家文化认为人有义务去实现上天在人间的创造力。

儒家文化认为，对他人持开放态度，是人类互动的思想方法基础。没有宽容，便不会有对话。宽容要求有谨严的自我意识，别人的存在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人们需要积极承认他人的存在体现了内在价值，即他或她的独立、自主、完全。尊严是既有现实，不可能被否认、拒绝或因主观愿望而消亡。持这种认识，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出尊重感。

（摘编自邹瑞明《儒学家杜维明：儒学传统是文明对话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