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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文学的艺术诉求与文化缺失

手机文学不是文学的大餐，而是文学的点心。点心虽小，却别有风味。手机文学不可能也不必要承载多厚的社会内容，获得多大的艺术感染力，甚至可以说，手机文学应当是一种“笑”的文学，应该在“笑”字上做文章，能够给人以轻松释放、付诸一笑之感，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中起到一种调节心情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张力是手机文学的存在之本，那么幽默、讽刺、灵动是手机文学的生命之根。 a

幽默可以解开心情凝滞的结扣，释放出生命快乐的种子。幽默风趣，足以让人开心一笑。讽刺如果离开了幽默，就会丧失内在的艺术韵味，成为一种变相的挖苦与谩骂，绝妙的讽刺总是和幽默互为表里、融为一体的。 b

灵动则是生命智慧的自然流露，是创作者与读者之间“心有灵犀”。换句话说，也就是创作者说出了读者想说却没有说出，或者没有想到却极想想到的东西。其实，正如幽默与讽刺交互相融一样，灵动有时也融合在幽默与讽刺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多样化的审美意味。当然，在这种幽默、讽刺、灵动的审美追求之中，不时也透露出后现代的气脉，表现为平面化，碎片化、解构化的艺术倾向。手机文学的产生，说到底是技术消费时代对文学产生冲撞的结果，也是文学嫁接现代商业生活方式的结果。走产业化之路，追求商业利益，是手机文学的初衷。下载，发送成为事关手机文学命运的两件大事。就传统文学来说，手机文学在技术时代、市场经济的双重语境下，难以避免要犯下“两宗罪”，也就是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

手机文学在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双重缺失影响下，必然产生大量的“快餐文化”甚至“文化垃圾”。手机也就不再是文学的一块阵地，相反，却成了文学沙化的制造者。点心固然花样繁多、别有味道，但是变了质的点心毕竟是有害的，对于广大手机文学读者来说，“变了质”的手机文学无疑也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毒害”。 c  不可否认，手机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它的任何一种夸大或贬低都是不切实际的妄谈。正视手机文学的艺术诉求和文化缺失，对于引导手机文学朝着健康、优质的方向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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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兴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也成为世界打量与认识中国的窗口。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门槛，汉字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楷书，不少人开始研究汉字的演变历程，试图通过汉字溯源，解开更多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密码。汉字的起源与早期的图形符号有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古文字的构成规则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而“六书”之首即为“象形”。因此，汉字字形从诞生起就蕴含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等文化信息。还蕴涵着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逻辑，它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溯源至关重要，这与汉字的特质有关。欧美国家的语言大多是拼音文字，它的意义由其所指决定，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则不同。北师大教授齐元涛认为：“词义不是汉字最核心的问题，字形和词义的关联才更重要，这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我们今天用的是象形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楷书和简化字，这便需要我们去溯源。”陈寅恪曾说：“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汉字教育就是将字与文化整合起来。”据此，齐元涛提出了“字课思维”。希望在语文课上能用汉字溯源作抓手，让孩子们在对汉字的认知基础上走向对自然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当下汉字溯源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因为生活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都已经遗失了。当然，现代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字课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它使汉字教育可视化成为可能。融媒体儿童教育丛书“汉字魔方”作者李英说：“汉字动画主要通过图形呈现在书里，让孩子在图中找字，让学习成为一种游戏。”不过，需要规避的风险是，精彩和趣味背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准确、不严谨。特别重要的是，广大教师要意识到，汉字溯源不是简单地将汉字和文化放在一起，而是要还原汉字和文化结合的历史的真实意境，从而理解其初始的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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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难的冷思考

面对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失业群体以及前所未见的农民工提前返乡潮，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援助政策。这些就业援助政策对于解决农民工返乡问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着眼于短期效应的政策对于破解困扰我国农民工就业的长期难题作用并不大，一些应急性就业援助政策甚至会在长期内造成我国农民工更大的就业难题。

我国的农民工群体之所以在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显得如此脆弱，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农民工的工作岗位建立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最不确定的外部需求之上。长期以来，以外销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是吸引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这种就业结构，造成农民工就业高度依赖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抗风险能力的有效提升。因此，要从根本上稳定农民工的就业，就必须改变我国的过度依赖外部市场需求的经济结构，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市场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各级政府还应引导农民工向第三产业转移，以分散外部经济冲击对农民工就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农民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大农民工的综合技能素质不高，就业面狭窄。当前，一些企业仍然存在熟练技术工人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需要较高工作技能与相对稳定人力资源供给的行业，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这对于提升农民工的综合业务素质、扩大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只能提高农民工的基本技能，无法突破进入更高层次就业领域的限制。因此，对农民工的培训，至少还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加强对农民工就业观念和城市生活常识的教育，二是要加强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法制观念教育。

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今天的农民工还没有完全地“城市化”，他们没有接受系统职业再教育的机会，同时也缺乏自己创业的基础和能力，在城市里失去工作机会之后，只能选择返乡。

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是我国农民工就业难成为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当前我国的农民工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限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主要特点是职业与身份相分离。

各级政府必须保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就业。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可能将有关失业者的保障措施覆盖到农村。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索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利益沟通和表达的就业机制，了解和平衡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把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缓解冲突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