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卖蚯蚓的人

汪曾祺

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钓鱼旺季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蹬着一辆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走。走一截，扬声吆唤：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块旧报纸里，交过去。有人只买五分钱的，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雪白，下边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您一直就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工地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他指给我看，“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是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乌先生听我和卖蚯蚓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有兴趣？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就说明他存在的意义。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需要维持生态平衡一样，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石磨和现在没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原子时代也容许有汉代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什么看法。

我说：“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选自《汪曾祺全集·小说卷》，有删改）

【推荐2】阅读鲁迅的《祝福》“我因为常见…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然后回答问题。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死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推荐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左镰

莫言

那个手持左镰蹲在树林子里割草的少年名叫田奎，是田千亩唯一的儿子，也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我二哥考上了中学，田奎的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他不上学了，每天割草。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

我天生不是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田奎永远在那片树林子里活动。树林子里有几十个坟墓，他就在那些坟墓间转来转去。坟墓上生长着一些低矮枯黄的茅草，还有菅草。田奎蹲着，有时也弯着腰站着，用那张左镰像给坟墓以剃头一样耐心地割。我们割草，都是右手挥镰，左手将割下来的草抓在手里。他用左手挥镰，因没有右手，右胳膊上绑着一个铁钩子。他用铁钩子将割下来的草拢在一起。我感觉到他那个铁钩子比我的手还灵便。我也曾尝试用他的左镰割草，但感觉非常别扭。我问田奎：“你从小就用左手吗？”

他说：“刚上学时，我拿笔都用左手，左手写得快，右手写得慢。”

“我二哥说你学习很好。”

“也不是很好。”

“你为什么不考中学呢？”

他用右手的铁钩子指指前面一座坟墓，低声道：“那座坟里有一条大蛇。”

“多大？”我恐惧地用手摸头发。因为传说蛇一见儿童就会数头发，只要让它把头发数清，魂就被它勾走了，因此，遇到蛇必须迅速将头发弄乱。

“想看看吗？”

我犹豫着，但还是跟着他向那座坟墓走去。

那座坟墓上有几个拳头大的洞眼，他指指其中一个。

我屏住呼吸，摸着头发，凑近那个洞眼。起初看不清，渐渐地看清了。那里边确有一条茶碗般粗的大蛇。黑皮白纹。看不到整体，只看到部分。我感到周身冰凉，悄悄地退下来，一直退到离这座坟墓很远的地方才敢与他说话。

“你一个人天天在这里，不怕吗？”

“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使我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

我们聚集在村南的池塘边上，衣服挂在树上，我们光着屁股戏水、摸鱼。

池塘里生长着蒲草、芦苇，我们在里边钻来钻去。突然有人喊：“喜子来了！”

喜子是我们村刘老三的独生儿子，是个傻子。

喜子一丝不挂，朝着池塘这边跑来了。他的妹妹拿着他的衣服，跟在后边追。

我确实记不清到底是谁先喊了一声：“打啊，挖泥打傻瓜啊！”

我们从池塘里挖起黑色的淤泥，对着喜子投去。

有一团泥巴打在了喜子的胸膛上。他没有躲避，还是傻哈哈地笑着。

我们感到很开心，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喜子的妹妹欢子拿着喜子的衣服赶上来。她挡在喜子面前。有一团泥巴击中了她的胸膛。她哭了。她哭着喊：“你们不要打了，他是个傻瓜！”

一团泥巴击中了她的头，她哭着喊：“你们不要打了，他是傻瓜，他什么都不懂……”

欢子用身体掩护着喜子，身上中了很多泥巴。她哭着骂起来：“你们欺负一个傻瓜，老天爷会打雷劈了你们的……”

也许是惧怕老天爷惩罚，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累了，大家突然停了手，有的喊叫着，有的不出声，钻到蒲草和芦苇中。

当天晚上，我们还在院子里吃饭的时候，刘老三怒冲冲地撞进来，带着哭腔说：“我刘老三，前辈子一定是干过缺德事儿，生了个儿子是傻瓜……可你们打个傻瓜干什么？欢子都给你们跪下了，你们还不住手……”

我父亲抄起板凳对着我们没头没脸地砸下来。

我爷爷说：“过来，给你们三大伯跪下！”

我们赶紧跪在地上。我二哥哭着说：“三大伯，你饶了我们吧，我们错了，不是我们领的头……”

“是谁领的头？！”父亲停下手中的板凳，厉声问，“是谁领的头？！”

“是田奎……”我二哥说。

父亲用板凳重重地敲了我一下，厉声逼问：“你说，是谁领的头？！”

“田奎……”我说。

“如果你们敢撒谎，”父亲说，“我就割掉你们的舌头！”

“没有撒谎……”我二哥说。

“老三哥，”我父亲提着凳子说，“我教子无方，向您赔罪……”

“兄弟，”刘老三道，“咱们两家是生死的交情，这点事儿不算什么。只是田奎为什么要挑这个头？他家是地主，俺家是贫农，这不差，但斗争他爷爷老田元时，如果不是俺爹站出来做保人，老田元就被拉出去毙了，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不行，我得去田家问个明白！”

刘老三怒冲冲地走了……

很多年后，村子里的媒婆袁春花，要把寡居在家的欢子介绍给田奎。那时，她的爹刘老三和她的哥喜子都死了。她先是嫁给铁匠小韩，小韩死后她改嫁给老三，老三死后，她就带着孩子回来了。袁春花说：“人们都说欢子是克夫命，没人敢要她了。你敢不敢要啊？”

田奎说：“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