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选自《套中人》，《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等了一整天

海明威

我们还睡在床上，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的时候，我就看出他像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我头痛。”“你最好回到床上去。”“不，没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他就病得不轻，这可怜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一种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还有一种是控制酸的。医生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状态中。医生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于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周围有黑眼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注］的《海盗集》，但我看得出他并没有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你带来烦恼的话，你就不用待在这里了。”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儿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去了外面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了一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我们走着走着，惊起了灌木里的动物，当躲在里面的一群鹌鹑从土堤顶上飞出时，我及时开枪，一下子打死了两只鹌鹑。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几下，它们才会惊起。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像先前那样怔怔地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有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千米。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千米吗？”

“哦！”他说。

可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有删改）

【注】霍华德·派尔（1853-1911）：美国作家、插图家。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下午医生来了，离开时，休借故到了过道。

“机会对半开了，”医生一面说，一面握住休瘦弱颤抖的手，“好好调养她，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到楼下去看另外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曼——我想是位艺术家，也得了肺炎。他又老又弱，病势又凶险，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送进了医院，让他舒服些。”

第二天，医生对休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赢了。现在要注意的是营养和照料——没有别的了。”

那天下午，休来到琼希躺着的床边，琼希正编织一条无用的深蓝色羊毛披肩，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休伸出胳膊，连同枕头一把抱住了琼希。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丫头，”她说，“今天，贝尔曼先生在医院里去世了，死于肺炎。他才病了两天。头天早上，门房发现他在楼下住房里，痛苦而无奈，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冰冷的。大家都无法想象，这么可怕的夜晚，他会去过哪儿呢。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亮着的灯笼，一架拖动了地方的扶梯，一些散乱的画笔，以及一块调色板，上面调着绿黄两种颜色——瞧瞧窗外，亲爱的，墙上最后的一片藤叶，在风中纹丝不动，你不觉得奇怪吗？哎呀，亲爱的，这是贝尔曼的杰作——那天晚上最后一片叶子掉下的时候，他画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