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亚军和院里所有的老师一致决定在今年这门课的最后一节上播放钟扬的微电影《播种未来》，并在学期末的考试中加上这道题。他知道，这些学生本身，也是钟扬执着的事业之一。

“他是少有的敢收转导师学生的人，我想每个学生家庭都会感谢他。”杨亚军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大儒分管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目睹了不少钟扬在收学生时的“奇葩事”。

“我们每个人招研究生有一个数量限制，但是他招得特别多，后来我就去了解，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卢大儒说。

卢大儒发现，当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时，较差的学生，或者不太好调教的学生，老师不喜欢，就会“流落街头”。还有学生跟导师相处以后有一些矛盾，提出转导师。这样，问题来了，谁来接盘？

这时，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总是负责解决最后的兜底问题。“他总说‘有问题我来’，这是他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他说以后在他的位置上，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位置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钟扬的“暖”是有目共睹的，这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爱上。他从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更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不让一个人掉队。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

经佐琴回忆，曾经有一个学生，考了3年，钟扬每一年都答应收，但是一直没考上。有教授问他，总是考不上可能是说明他不适合做科研，就别答应人家了。但钟扬一脸纠结地说：“总不能断了别人的梦想啊。”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倾向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回忆道，实验室里有很多学生是钟老师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进来的。“这些同学由于底子薄，知识基础与上海本地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刚开始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钟老师，钟老师总是鼓励他们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说，‘读我的研究生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

于是，钟扬的学生就像古代的门客一样“各显神通”，有做科学研究的，有做科普的，有从事创新创业的。钟扬停不下来的点子和“脑洞”，就这样在他每个学生中生根发芽，变为现实。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跨领域研究，跨越式发展

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了重大调整，用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被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令我赞叹不已，同时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

1974年8月，我国确立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工程”）研究项目。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调查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的细致调查与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式进步，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淡泊名利，献身科学

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王选常为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提前一站下车；为节省复印费，许多资料都是手抄。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扶植新秀，乐为人梯

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

有些人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有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系统，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汤炽（28岁）、阳振坤（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Script Level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