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各族人民的喜闻乐见和高度关注，生肖之说从简单的计时原则发展为具有弥漫性质的文化现象，历久不衰。然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象征性编码系统，生肖还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比如说为什么是十二个，不多也不少？为什么与十二地支相配？十二种动物的排序有什么根据？为什么其中十一种动物都是现实中所有的，唯独龙却是现实中没有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别具慧眼，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指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这一看法突破了生肖起源研究的封闭视野，但因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源于巴比伦之说尚不能令人信服。而汉代之后才有生肖的老观点也被新的考古发现纠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在其著作中将洪水神话、黄道十二宫等作为文化传播移植的例子，一方面承认文化传播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反对“泛巴比伦主义”的极端做法——将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明都追溯至古巴比伦。（     ）。

（摘编自叶舒宽《生肖文化及其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