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及其书院文化

①理学作为心性之学，其成熟与完善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书院讲学始终是理学发生发展、不断成熟的直接载体与动力。

②淳熙六年十月，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于知南康军任上兴复白鹿洞书院。正如吕祖谦为此而作的《白鹿洞书院记》所言：“国初……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及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睢阳开北宋书院大师讲学风气之先，并培养出了范仲淹、富弼、晏珠、石介等重臣与学术人才，其中石介为理学之先驱；嵩阳为二程兄弟讲学之所；岳麓与白鹿洞在北宋时于学术、人才两个方面并没有什么名气，但到了南宋，岳麓有朱熹、张栻先后主讲，白鹿洞则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人亲自操办。由此可看出，吕祖谦“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的标准就是大师讲学与相关学术。换句话说，从北宋睢阳、嵩阳到南宋的岳麓特别是白鹿洞，睢阳为理学之苗头，嵩阳为理学之正式登场！前面还有周敦颐之濂溪书堂，一直到白鹿洞的朱子集大成，是一条连绵不绝的历史线索。

③北宋时，借助书院讲学，“爵江之学”“荆公新学”“蜀学”“关学”“濂学”“洛学”等学派相继并起。与“洛学”矛盾最大的“荆公新学”自熙宁起便成为朝廷、学界之显学，而前者则处于在朝式微与在野艰难的境地（但未放弃传播）。但是，王荆公在朝得势时未重视通过办书院讲学这一途径传播其学，即使下野后也是如此，因此，荆公之学在建炎后便逐渐淡出了。反过来，而游酢、杨时、谢良佐这些理学家们正是抓住了书院这一传播学术与培养人才的价值，所以，其命脉不绝如缕。

④到了南宋，内忧外患交困，更需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并稳固对“庶民”的统治。这时，理学经历数十年的经验积累，以派别的形式日益顽强地发展起来。南宋各派理学与北宋比较，其不同之处在于更加自觉地抓住了书院这个载体、这个传播工具。“众多学者大都十分注意广聚生徒，建立精舍、书院、书堂……两浙、江东、江西、湖南、福建、四川，书院的兴起，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朱熹应当讲是这种潮流中的佼佼者。

⑤朱子兴复白鹿洞书院这一举措，是理学这一学派多年流传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使朱子多年夙愿付诸实施，既符合其本人思想、行动发展逻辑，也合乎时代潮流。朱熹把“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当作白鹿洞书院的主要使命，强调书院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敬敷五教”以明“先王之道”：与此密切相关的学规的主要功能并非“禁防”，而是从大处着眼，力求将“穷理”与“笃行”紧密结合于书院生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教之理之当然而行之必然，以期最终达到从世界观的高度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⑥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极为密切。程朱办学讲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书院的创办，由此播下绵延千年的书院文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中国历代书院志》载：“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从时代先后和地理学视域看，与二程相关的书院较早出现在北宋和北方，即如嘉佑元年“二程讲经于（开封）繁塔之左”和程颢于治平四年任晋城县令建晋城书院（又称“程颢书院”），其后二程主要创建和讲学于洛阳周边的程氏书院、嵩阳书院等六所书院。当然北宋时南方也已建有书院，如景祐年间范仲淹知严州事创建了钓台书院，与朱熹相关的瀛山书院前身“双桂书堂”亦建于北宋熙宁年间。南宋时南方书院空前繁盛，朱熹所创办的沧州精舍（后诏赐“考亭书院”）和讲学之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鹅湖书院等更是名声赫赫。据著名史学家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一生与67所书院有关。可以说，两宋时期，书院文化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⑦进一步看，正是教育、学术、书院的一体化，开创了自宋以后一种独特的讲授传播途径，同时也将书院文化播撒到社会各阶层和民间百姓之中，直接影响到各地乡俗民风的经义化育。例如晋城书院是北宋治平年间程灏所建最早讲学之所，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之源”，也是程灏早期教育实践之地。清康熙四十五年版《泽州府志》曾载：“宋治平四年，明道先生来令晋城，建乡校七十二处，社学数十所。”据后世统计，由于程颢兴教办学所产生的影响，晋城自两宋至其后的数百年间，泽州5县就有进士及第者二三百名。朱熹创办的考亭书院，朱子在此讲学授徒八年，群贤毕至，包括其时已闻名的蔡元定、叶味道、蔡沈、郑南升、郭叔云等一大批学人，某种意义上成为南宋之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并形成以朱子为代表的考亭学派。而这些人在学成返乡后也纷纷创建书院，由此将古代书院建设推向高峰，带给各地深远的历史影响。